“梁祝”母题的起源、传播及文艺样式考论

在梁祝传说的形成、流传与变异、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许多核心的、稳定的“母题”,诸如女扮男装、爱情受阻、殉情化蝶……这些故事情节在目前通行的各种版本的梁祝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大都存在着.从母题学的角度对“梁祝”文艺展开考察和分析,一方面可以研究“梁祝”在生成、演化和变异的过程中,容纳、形成了哪些作为最小的叙事单元、持续存在的“母题”;另一方面能够探讨“梁祝”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和文化娱乐样式的“母题”,如何穿越时空和文艺样式的壁垒,最终形成洋洋大观的梁祝文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两条路径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梳理出“梁祝”经典化的历史路径.     

梁祝故事与镇江关系漫谈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梁山伯、祝英台爱情故事固然发生在浙江的宁波地区,流传及于全国,而追溯其历史发展,则与江苏镇江地区有密切关系。首先是因为东晋末年京口集团首领刘裕为梁山伯立庙表彰,而刘宋王朝的开国君臣都是民间文化——南朝乐府民歌的爱好者与提倡者;其次,产生在镇江地区的《华山畿》乐府本事同梁祝故事基本情节的最重要一点“殉情合葬”是相同的,这一点还影响到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的写定完成。梁祝故事结尾的“化蝶”则是进一步的艺术飞跃。     

中韩梁祝传说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中韩梁祝传说大量异文的比较研究,指出相互之间的不同之处,即韩国梁祝传说中经常出现的“柳叶传情”、“腐衣殉情”等情节单元,在中国梁祝传说中十分罕见;而中国梁祝传说中的“十八相送”、“楼台相会”等情节单元,以及人们不习惯讲述梁祝完整故事而只讲述其中某个片断,并由许多小故事构成庞大故事群的叙事样式,在韩国梁祝传说中也很少出现。最后还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原因。     

千古爱情传奇 余音绕梁不绝——手风琴版《梁祝》赏析

由任士荣所移植的手风琴版《梁祝》,是以浙江的越剧唱腔为素材,按照剧情构思布局,深入而细腻地描绘了梁祝相爱、抗婚、化蝶的情感与意境,用奏鸣曲式写成。手风琴版《梁祝》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很强的民族性,它很好地将交响音乐发展手法和我国民间戏曲表现手法相结合,进行了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尝试,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

梳理和分析梁祝传说的流传历史和现状,是研究文化传播规律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个产生于农耕文明中、流传达两千五百年以上、几至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悲剧传说,由于农耕文明条件的逐渐丧失而日见萎缩。近 50年来,相继上演了川剧《柳荫记》、越剧《梁祝》、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而在新改编的戏曲中,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创造了避婚求学、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祭坟化蝶等情节模式。戏曲、电影给民间传说的生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梁祝传说的情节固定化了,原来在农民中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传说,自觉不自觉地向戏曲故事和电影故事靠拢,单一化、模式化了,原生态的传说的面貌逐渐变形;另一方面,使民间的梁祝传说失去了传播和传承的市场和渠道,在民众的记忆中逐渐淡化,甚至渐而萎缩。     

试论梁祝悲剧的性质——与苏力教授商榷

笔者不赞同苏力教授在研究梁祝悲剧时通过考究梁祝年龄寻找根源的做法，也不赞同其梁祝悲剧与“包办婚姻”制度无关的观点。笔者以为，梁祝悲剧的根源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在于封建礼教与“包办婚姻”制度，在于不能由人类自主的人生命运。梁祝悲剧的反封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说其不具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意义。     

从“义妇”故事到爱情悲剧——论梁祝故事的形成演变及其它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我国传之久远、家喻户晓的四大传说之一。但是,梁祝故事是如何形成的?它怎样演变?它们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如何?本文就以上三个问题作—初步探讨。一、“义妇”故事是梁祝故事的雏形对梁祝故事的早期情况,我们目前的了解是微乎其微的,仅有片言只语记载,并不能明     

对川剧《柳荫记》结局“化鸟”不“化蝶”的多维解析

川剧《柳荫记》被普遍看作是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但其“化鸟”结局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文章从川剧《柳荫记》的剧本内容、剧本发展、考古发现、田野调查四个维度综合研究了其“化鸟”不“化蝶”的铺排、沿袭、必然和缘由,揭示出川剧《柳荫记》“化鸟”结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     

论梁祝故事的发源

梁祝传说发源于何处?迄今仍有一些不同见解。本文从历史文献记载、梁祝文物古迹、梁祝故事产生流传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认为梁祝故事发源于宁波。     

梁祝故事在海外的传播及研究设想

文章概要介绍了“梁祝”故事在东南亚、朝鲜诸国的传播及影响,并建议从比较文化角度对此进行研究。     

书法文献与《全宋诗》重出误收关系发微

宋代诗歌与书法关系密切,书法文献在记录宋诗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可用来辑佚诗、审字句、辨讹误,然而书法文献也有许多缺陷,例如后人作伪、误冠作者、串改原诗。《全宋诗》及其补遗文献中,存在误把前代诗歌当宋诗、同一首诗歌分属不同作者的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区别书画作品中诗歌的书法题写者与诗歌真实作者的关系。在文本字句上,书法文献中的诗歌,还存在更改标题、串改字句、分割组诗、割断全诗的变异情况。     

《诗经·丘中有麻》新说

《丘中有麻》是《诗经·王风》中一首篇幅短小的诗歌 ,关于它的主旨历来争议较多。今人多认为它是一首情诗 ,是一女子自叙与一男子 (女子心上人 )的几次约会。笔者也同意此诗为情诗 ,但对于究竟是一女独唱还是数女合唱心存疑惑。通过对诗中各章内容的具体辨正 ,说明几次约会的地点、前来赴约的男子以及具体约会内容都不同。综合全诗 ,笔者认为此篇应为数女合唱 ,各自唱出了与心上人见面的情景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高翥《清明日对酒》诗新解

从古今《千家诗》选本对南宋诗人高翥《清明日对酒》一诗的不同态度出发 ,重新诠释了该诗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结合宋代的社会实际状况 ,将诗人描绘的社会现象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同时也抉发了蕴藏在诗句中的诗人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理学观念的反思和批判 ,并对该诗的思想价值做了新的评价。     

文化合模的想象与规训——冯燕故事在宋代的叙述与传播

冯燕是唐传奇《冯燕传》中的侠客,通人之妻而又杀之并自首官府。其侠义为士大夫所激赏歌颂。但历来研究其传播接受者较少。至宋代,冯燕故事犹如一种文化精神的母题融入宋人文化的模式中被重新叙述和想象。张齐贤和上官融以笔记记录和虚构想象的话语间接传释了冯燕故事。曾布以词直接歌咏了冯燕的侠义精神。冯燕故事在宋代不仅被继续歌颂,而且还被赋予了"忠君"报国的新义。冯燕的游侠气质被转化为维护儒家道德的理想楷模。     

新诗中的蝴蝶意象

蝴蝶进入诗人的视野,而后化为诗歌意象,大体有三个层面：１它是诗境中构成自然景观的要素;２．作为一种意象,在民族文化的渊源里,可以找到两个典型的原型,其一．“蝶恋花”词牌的初创意义,即赋子蝶与花之间的密切关系以人格化的意义;而广泛流传的梁祝故事中的浪漫的“化蝶”情节的内涵则蕴含了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意义。这两种文化原型代表了源远流长的关于爱情、亲情和人情的精神。３．从“庄周梦蝶”的哲学思想中演绎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种种体验与感悟．丰富的蝴蝶意象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诗学理念和个性的诗人笔下,构成新诗中色彩斑斓的诗篇。     

《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     

为容已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

据<吴宓日记续编>记载,1954年2月17日,<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曾赴重庆北碚谒见老一辈红学家吴宓,五天后"临行赋诗,留谢宓与此间诸先生".实际上,此诗原本是去年(1953)的12月上旬赠送给老师顾随的作品.半个世纪后,作者将此诗与顾词<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联系起来,却颠倒了它们产生的顺序,使读者误以为顾词乃因<新证>而作.此攀已导致学术纷乱,诗者"为客已得南威论"遂成了<木兰花慢>疑案的前奏曲.由此可知,某些回忆文字是比较容易失真的,除非寻得可靠的旁证材料,否则不可轻易采信.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