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人本思想与欧阳修的文论观

儒学人本思想肇始于西周 ,成熟于春秋 ,战国时期达到一个新高度 ,汉唐走向低谷 ,宋初儒学人本思想开始复苏 ,欧阳修把天命天理归之于人和事 ,是宋代儒学人本思想复苏的根本标志。在“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上 ,欧阳修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本 ,重构儒学“人本思想”。他的史学、文学以及荐拔人才等文论观都贯穿和渗透着儒学人本思想     

自然与道德——程颢对“天理”古义的扬弃与阐发

在程颢之前,"天理"具有自然、天命、道德等含义。为了批判佛老、复兴儒学,程颢对"天理"古义进行了改造。为了辟佛,他肯定"天理"的自然之义。佛教否定人的自然之性,程颢则认为人的自然之性是天理的体现。为了批判道家,程颢为"天理"赋予仁德。道家主张"绝仁弃义",程颢则认为仁德是天理的表现。程颢对"天理"的改造,奠定了理学的思想基础,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程颢的天理论还存在不足之处,体现在他对天理善恶缺乏一贯的认识,后经程颐改造,"天理"才真正成为理学的核心概念。     

“二程”政治哲学的超越向度

［摘要］二程的“天理”论不仅构建了宋代新儒学贯通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最高普遍法则,更是儒家知识分子争回政治话语的自觉行动。但以往对二程的哲学探讨,多停留在对其义理、心性、为学工夫等问题的阐发,忽视了二程“天理”精神的一个重要焦点,即对重建国家权威和政治秩序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多与道德问题勾连在一起,导致了对道德的理解走向多元和相对,支撑政治权威的终极依据被消解在权力斗争的藉口中,“天理”思想所蕴含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在现实处境中被丢弃。因此,如何将二程“天理”学说的现实政治指向提炼出来,而又对其内在的超越境界作出正确评价,就成为研究二程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点。     

二程格物穷理说中的两种“知”

中国理学的创始人二程的理论中存在着唯物因素同唯心体系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表述格物穷理说的“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一对范畴上.本文通过对这对范畴的产生、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来揭示二程思想的矛盾性.二程理论的基点是唯心主义的“天理”,因而认定先天的德性之知是认识的根源.但是,在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中产生了构成闻见之知的主、客体条件,这就使得二程把以探索客观事物为特征的闻见之知当作人们实际的认识途径.     

苏轼“道统”论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根据自己对儒学发展的理解排列了“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这样一条“道统”传承的谱系。苏轼本人还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积极投身于“斯文”的建设事业之中。苏轼“道统”论的提出建立在他对孟子心性儒学的信奉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关切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苏轼对儒道本质的看法——重视“士人”的内在修养并将儒道发扬光大。苏轼的“道统”论从侧面反映了唐宋两代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转折,它在儒学史上的意义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说,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康有为对欲望的无限追求有其局限性,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会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紧张并非靠康氏的“仁”之德性所能解决。     

谢良佐理学思想探析

谢良佐的天理说以天人合一、与天为一为宗的,以仁诠释天理,提出了“心为天之理”的命题;在格物穷理的具体方法上强调对物理的研究与对性理的体察涵泳相依相成,主张从事上下工夫而非空想冥思,最终达到“下学而上达”的目的,以体认天理,契入圣人之境。谢良佐的理学思想是陆王心学的先声,他不仅把二程思想发扬光大,而且将之传到南方,成为促使心学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他还创立了上蔡学派,成为湖湘学派的源头,在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桥梁作用,实开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先河。     

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

二程虽出入老、释,却辟佛而较不辟老。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例如：二程常说的“天理”一辞源出于《庄子》,庄子视“天理”为事物存在和活动所依循的内在理律、自然之理,二程更进一步地转折成人性所天赋的道德原理,建构出仁爱的道德形上学,程明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述,显然受庄子“道通为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命题所启发。程伊川“物物皆有理”的形上思想受庄子“万物殊理”的启发。然而,二程也有和道家不同处,例如庄子教人安时处顺来安命,程伊川认为义命或德命优位于自然的运命,二程以道德人格之培义为教育目标,与道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理一分殊”思想及其诗学价值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由周敦颐、张载等开其端,由“二程”明确提出,由朱熹集其大成。“理一”是指天地万物的根本之理,也是理学家所主张的宇宙与人文的终极之理;“分殊”则是这个根本之理在具体事物中的多样性表现。既重视“理一”,又重视“分殊”,这是理学家们在伦理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等领域都依循的思想方法。对于诗学而言,“理一分殊”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诗人在鸢飞鱼跃的万物生机中体认“天理”,在审美感兴中感悟宇宙人生之理,使诗歌作品在生机勃勃的物象中呈现理思,这成为近古时期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     

“天人合一”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天人观,是中华民族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天人合一”既肯定“天人一体”,又划定“天”“人”的职能,从而明确“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上。这种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智慧,推动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生共长,走到了今天。可见,我们提出生态文明,亦是由之演化、发展而来。因此,应以“天人合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温故知新、拨乱反正、务实创新,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     

论二程天理论

二程的天理论是二程哲学体系的重要命题.二程认为,天即是理,理即具有宇宙万物的主宰地位,同时亦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天理是自然之理,人们要顺应天理而不能违背它.同时天理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人们只有通过现象才能认识天理.二程又认为人伦即是天理,这就把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原则提升为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使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宋代理学的最终确立,这在中国哲学理论范畴的发展史和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论儒家的宗教情怀

中国儒家传统所讲的“仁”、“理”其最高的依据乃是“天命”或“天理” ,它类似于西方现代宗教学中所言的“终极实在”。“天命”化生了宇宙万物并与之相伴 ;人为万物中最灵秀者且自觉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使命。儒家把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归结为宇宙神秘的生命力 ,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展现这种生命力。由于儒家思想是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 ,它对宇宙生命力的理解不能不有明显的家庭伦理和帝王社会的经验印记 ,其表述的理性规则并不充分 ,反而使带有神秘体验的宗教情怀彰显 ,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确立个人的理想追求、砥砺社会风气和促进生态伦理方面的积极意义     

“心即理”辨

程朱"性即理"、阳明"心即理"的论断,为宋明理学之道德形而上学基石.考虑到现代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故若要儒学为人们所理解,必须从根基处重新阐释,本文遂尝试提出意义世界说,以解决这个"儒学现代化"中奠定基础的关键问题.程朱、阳明断定人的存在中内涵着天理(诸先大儒称作本性或本心).是一个正确的论断.错误之处在于对其来源的解释.本文论证,天理并非源于天命,而是来自客观地存在于文化中的意义世界.本文以笔者早年提出的"'我'之六义"说阐明,人的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之维,此维由意义世界浸润化成.立此说,极容易解释,常人何以未有天理之全;修养用功,致力处全在观照意义世界价值内核并化入自身,遂可判定朱学高于阳明学.并据意义世界说,对牟宗三"智的直觉"、"良知是呈现"说之得失作了评判.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评二程“灭私欲、明天理”的伦理价值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主张“灭私欲、明天理”。“明天理”的目的是“存天理”、天理包括“物理”和“人理”,它既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范畴,又是为人之道。“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程集》第21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数)做人就该明理,否则不配做人。为此,就要“灭私欲”,“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第312页)不然,“人欲肆而     

批“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是宋江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它是一个革命的口号还是一个反动的口号?这主要看它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哪个阶级、哪条思想政治路线服务。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不断地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强化对广大农民的反革命专政,把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作为维护自己统治,毒害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宣扬“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把封建皇帝说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受“天命”来统治人民的,即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孔孟之道,则是不可改变的“天道”。大肆进行“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如果谁要造“天”的反,谁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天诛地灭。力图用“天命”和神的意志来毒害和束缚人民,以维护其封建剥削制度。因此,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在反抗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同时,总是把斗争锋芒直指地主阶级反动的“天”,并提出反映农民阶级利益和要求的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