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

集体行动是多维的,情感所采取的形式作为对集体行动性质的表征建构起来。无论基于团结需要,或冲突需要,集体行动都必须有情感的唤起。集体情感程度与触犯人们利益需要的程度、与触犯人们核心价值观的程度正相关, 而与社会控制程度负相关,这是集体行动情感变化有可能呈现的逻辑规律。集体行动情感兼有对社会有利和不利两种可能后果。“新社会运动”浪潮的兴起意味着情感性因素不再是集体行动的发泄物或副产品,而成为新运动内在的本质构成。     

“奥尔森困境”及其困境

奥尔森所揭示的“集体行动逻辑”，实际上是在说明“集体行动的困境”，文章称之为“奥尔森困境”。在集体选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未必能战胜少数人。“奥尔森困境”并不能由个人从集体收益中分享的份额的大小来说明。“奥尔森困境”并不像奥尔森教授表述得那么严重；奥尔森的表述方式忽视了太多的有效变量，从而削弱了他的理论的严谨性     

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集团成员数量是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假设、集团利益具有竞争性假设这三大假设之上,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难发现自利的个人能够打破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而这正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价值冲突及其化解路径--"社会资本"理论的合理性视野、效能及其实践启示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结构的利益交往格局所塑造的是一种“市民社会”的私人生活空间,这种私人生活空间虽然是自主的,但在文化伦理与价值观上却是不自足的,它无法提供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与市场经济着意打破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的逻辑相反,公民社会的运作逻辑的精髓恰在于集体行动的达成,它拥有一种实质上是发端于市场活动内在要求的自律、自治、参与、合作、信任、奉献、责任精神等文化价值观念,并构成市场社会的“引致”性文化;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它提供了有效地化解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内在冲突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充分尊重公民社会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创造社会资本生成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构建。     

移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特征与发展

随着网络社会的来到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关的经典研究通常从社会心理学、社会组织与结构、动员话语和文化等方面展开。当前,集体行动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移动互联网改变了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组织结构,导致了集体行动形式的丰富和多元化,修正了行动的经典逻辑。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也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更加新颖和多样的素材。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可以扩展经典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解释模型。     

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两部著作中,它们是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而且都始终贯穿着"搭便车"问题这一中心线索.以"搭便车"问题为中心线索将二者串起来进行评述是很有意义的.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草地资源共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青海牧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草地资源的商品化,实施共管模式的集体草场中出现了抢占牧场、过度利用、违规放牧等“公地悲剧”情形,其根源在于牧民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基于“认知—意愿—行为”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庄规模、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利用规则。同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庄规模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用规则缺失对牧民的集体行动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流失则通过意愿来抑制牧民的集体行动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草地资源共管中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行为逻辑,为我国草原牧区推广草地资源共管模式提供政策和管理启示。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治理理论

人性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理论，人性论无非是假定人性善，利他，或者人性恶，利己。经济学理论中理性自利的假设，在逻辑上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两种逻辑：利己导致繁荣，或者悲剧。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悲剧，导致了传统的治理结构；现代集体行动产生的繁荣，催生了新的治理结构。企业家在传统的治理结构中很难有好的生存空间，需要有一个多维度的公共治理秩序，来兼容市场的治理和传统的原始的治理以及国家的治理。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转型时期政党组织行为的激励

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由于大型集团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容易引起组织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一个拥有几近八千万党员的特大型执政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程度不等地受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影响,并可能出现少数党员搭便车的现象。这是不可讳言的。在市场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的去魅化、世俗化特征更趋明显的情况下,采取切实的激励措施,努力激发党员的先进性作用,以遏制这种少数党员搭便车行为,乃是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新时期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伦理基础

2004年以来,日益频繁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显示出越来越多不同于之前的行动逻辑。新时期的农民工不再满足于"生存伦理"的实现,而是着眼于更高层次的伦理要求,建构了具有全新内涵的互惠理想。当这些理想的实现遇到阻碍时,农民工们为了维护他们认同且不应违背的道德权利——互惠伦理,遂以各种问题为由展开集体行动。     

从生存伦理到互惠伦理——Z厂下岗职工集体行动的再解释

在下岗职工集体行动的研究中,"生存伦理"的解释一直被奉为圭臬。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存伦理的立论基础已经不再——生存危机已经过去,而集体行动仍在继续。生存危机过去之后集体行动的动力,根源于工人们所认同和遵循的互惠伦理。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互惠伦理在两个层面被依次违背:一是"新传统主义"式的互惠模式被改革所抛弃;二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工人们无可挽回的损失,没有依据互惠伦理给予合理和足够的补偿。工人们为了维护他们认同且不应违背的道德权利——互惠伦理,持续地以各种各样的问题为由展开集体行动。     

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

孔孟的消极革命观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在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中得到了最新 的说明，但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及其破解——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发展困境。笔者借用集体行动逻辑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讨论分析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理论对策。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探索有助于破解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的若干举措，如加强社区卫生机构内涵建设、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形成机制、借力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等。     

道中"道":一个村庄公共品供给案例的启示--以刘村三条道路的建设为个案

公共品供给不足是时下大多数村庄的难题.如何在现行条件下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直接关系到村庄的发展与稳定.本文通过对刘村近年来修建的三条道路的个案剖析,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国际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博弈路径——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思考

全球性金融组织当前在减少贫困、货币创新、汇率稳定等国际公共事业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大集团性金融组织中的力量是不均衡的。特别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组织所占话语权的份额与其所提供的成本、综合国力是极不对称的,为此金砖五国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小集团性金融组织)以满足本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本文以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中的集团理论为基础,论证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小集团联盟的范例在提供国际公共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性,并探究了金砖国家内部之间的利益博弈,提出中国最佳的博弈策略。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