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功能要求和逻辑结果,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出台经济政策较多而少有社会政策.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这一体系的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普遍性、制度统一和系统性原则,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的首要目标或主要困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当前家庭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当前,激烈的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了剧烈的震荡,家庭问题频发,现代家庭正在面临着重重考验.在家庭中,市场经济倡导的个人理性在不断地侵蚀和破坏传统家庭的平衡关系,家庭成员中个人权利主张和个人感受高涨,社会责任体系则不断下陷.整个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弱化增加了家庭独自面对社会的风险.家庭面临的挑战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也反映了社会伦理变迁对家庭的影响.在诸多的挑战面前,家庭作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结合点,我们有必要保卫它,提倡立足未来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启示

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最近20年来社会政策界的弄潮儿,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两者融合在了一起.它的目标的改变扭曲发展的状况,为此积极进行社会干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形成、个人和社区资产积累、就业等途径应用于实践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章最后认为,基于我国社会现实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征,将其应用于我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视角

社会政策要托底是新常态背景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主要发展思路,托底是基本,发展是要求。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是提高社会政策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是包括夯实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基础、明确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价值导向、转变传统社会政策实施理念、增进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群众融入性的复杂过程。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建构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其独特的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实践论基础,能够为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提供嵌入性的理论启示,对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意识形态的构建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兴衰:比较研究视野

如何评价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国际比较发展研究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在1980年代,发展型政府理论兴起,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之后成为有关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发展型政府意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的总和,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型政府自身也面临转型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要取得一定的成功,发展型政府必须以“市场增强型”的措施来干预市场.     

中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经济解释:理论与实证——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

科学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可构建偏向性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的逻辑链条,分析发现: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寻求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条件的;在增长初期由于资源极度稀缺,发展型国家只能优先选择少量战略性部门进行偏向性政策扶持,从而快速突破资源约束;部门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为战略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共赢创造了条件,激发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性努力;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逐渐加强的利益冲突产生了调整偏向性政策的需求,以重新分配经济机会或调和社会矛盾.在上述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催生政府推出偏向性政策,政府规模扩张伴随着经济增长得以同步实现,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2SLS模型检验证实了这一论断.为避免偏向性政策带来过度的社会分化,需适时调整偏向性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热情,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     

个体化浪潮下的女性困境及化解对策——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理性地审视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境遇:平等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传统角色退却与复归的矛盾、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困境.为了帮助女性走出个体化的困境,提出给以制度支持和保障、走向“后家庭时代”与构建婚姻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倡导女性加强自我反思和超越私领域生活的应对策略.     

基于唐朝给侍制度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思考

家庭养老特别是家庭对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功能值得高度关注.唐朝给特定老年人配备年轻人以照料其生活的给侍制度,有政治目的鲜明、保障范围广泛、责任主体明确等特点.从社会政策视角观照,它是唐朝政府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社会政策实践的典范,是政府对家庭福利的积极干预,是中国古代的发展型家庭政策.立足于家庭养老,本着“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当今中国养老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给侍制度对我们今天应如何给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仍然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政策变迁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社会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各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变迁,产生了发展型社会政策和资产社会政策,这些新型的社会政策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刍议

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我国一向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然而,数字经济的特点也给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带来了新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法治基础,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的数字化能力,落实司法数字化支持,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法治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三个层面的评估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有效的企业合规体系的建构,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司法与执法合作,努力优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也为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的法治化进程作贡献.     

社会工作视角下城市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研究

一孩生育政策的执行,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这项政策也形成了较多的失独家庭,这种失独家庭群体在计划生育政策普及率高的城市之中尤为庞大.社会工作服务要充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以及失独家庭自身支持体系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来构建和完善失独家庭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养老支持体系,进而帮助城市失独家庭摆脱养老困境.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中国式数字经济现代化：突出特性、体系架构与实践路径

立足数字经济背景时代构建中国式数字经济现代化概念。第一部分阐释中国式数字经济现代化的突出特性;第二部分论述中国式数字经济现代化的体系架构：现代化数字共富价值体系、现代化数字市场配置体系、现代化数字产业协同体系和现代化数字经济伙伴体系构成中国式数字经济现代化的体系架构。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一是加强数字人才建设;二是优化数字基建布局;三是建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保障;四是提升数字创新研发能力。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家庭化迁移并定居城市已然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开展经验研究,评估家庭融入指数.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主要面临家庭结构失衡、家庭经济分化加剧、家庭福利政策缺失、家庭服务薄弱四大基本问题.同时,依托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新型的“移民家庭服务提供模式”.在上述经验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证据为本”的政策研究,从家庭能力建设、家庭资本建设、家庭就业促进、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乡-城移民家庭融入政策体系”.研究旨在促进家庭政策与现有一般性社会政策体系的融合,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增进移民家庭的社会福祉,化解社会隔离与家庭分离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数字经济下的共同富裕：机遇、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一方面，数字经济扩大了经济增量和就业空间，通过增效赋能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了经济存量，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充裕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多元的收入分配渠道；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水平的制约，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同时它也在创造新的收入不平等，使广大低技能劳动者遭遇结构性失业风险。为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应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数字技术，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按照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全方位强化数字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加速弥合数字技能鸿沟，全面释放数字红利。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推进家庭低碳消费方式的战略思考

家庭低碳消费模式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当前,我国推进家庭低碳消费方式仍存在一定的阻力,从战略对策上考虑,要对民众加强进行消费环保化教育,建立家庭低碳消费方式社会氛围支持体系;积极进行政策引导,构建保障体系;加大技术研发,建立技术支持体系;建立完善法律制度,构建制度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