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鸳鸯蝴蝶派与民初办报热潮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颇遭非议的一个流派,历来被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所忽视。过去编写的若干《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都是革命文学史;对革命文学以外的不同的思想倾向、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和社团,缺少必要的论述和分析。对于鸳鸯蝴蝶派这样一个活动时间很长、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的流派的考查,已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不能回避的“话题”。本文拟从它与民初办报热潮关系的角度作出分析、以期揭示其独特的“个性”。众所周知,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必有其社会根源。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其它文学现象所不同的,则是它与近代报刊…     

审视“鸳鸯蝴蝶派”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失去了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文化史)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失之公允。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它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家之众,作品之丰,影响之大,独领风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正统的与异端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再认识

本文认为：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它与文学史上公认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思想，而不在于形式，它所倡导的文学的娱乐功能正好弥补了中国现代小说重社会功利的偏颇。只要承认文学的审美作用中包含娱乐功能，鸳派小说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市民大众文学——“乡民市民化”形象启蒙教科书

明末是中国自身近代化的序幕,上海开埠则是中国“被现代化”的加速器.通俗文学的阶层依附应归属于市民大众,中下阶层市民是它的忠实读者,除娱乐功能外,它还是农本社会乡民转型为资本社会市民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但这些有益于市民大众的文学却受到新文学家的猛烈抨击.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对此类批判提出了异议,他们或认为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乡民市民化”的引桥,是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或认为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中,鸳鸯蝴蝶派在平民化、世俗化和文学商品化等方面,以及在现代写作传播体制的建构中,扮演的是先行者的角色.的确,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文学,是一条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链”.在这条“文学链”中,鸳鸯蝴蝶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要展望市民大众文学的未来,这与总结过去的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的经验教训也有相应的关系,特别是农民工大批进城,“乡民市民化”的问题又成为现实的重大课题,而昔日被称为这方面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的市民大众文学有哪些值得参考?在今天,有些地方“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或实践日程上来,那么昔日乡民步上都市文明“引桥”的通俗文学作品的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仅仅有一套精英文学的评价标准,已不够当代文学发展的运用,多元共生体系的评价标准又如何建构?凡此种种,都可以去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探究.     

试探鸳鸯蝴蝶派勃兴之社会历史原因

鸳鸯蝴蝶派是始于清末,盛行于本世纪初的一个庞大的、以迎合市民审美趣味、欣赏习惯为宗旨的通俗性文学流派。本文试就鸳鸯蝴蝶派小说勃兴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决定的历史特征进行一些新的探讨,以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近年“通俗文学”崛起的历史传统继承性。鸳派小说产生的社会环境,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弊端。我们认为它并非中国所独创的,也不是几个、几十个作家所能掀起的。趣味性,娱乐性文学的产生是文学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产物,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类似鸳派小说的爱情、侠义等故事的作品与西方早期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近代报刊的发展与诗话的产生初探

近代报刊的发展和诗话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受西方文明影响产生而迅速本土化,并成为近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动力。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诗话的创作和刊载刊也日益发展,而国粹主义和鸳鸯蝴蝶派的产生与流行更是刺激了其走向繁荣;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作用亦得以显现。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和繁荣在古代文学向近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并成为旧文学在近代社会的最后一次"文艺复兴"。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现代性追求与反思: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文化产业

采用"现代性"(modernity)这一理论视角考察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在文学史进程中与文化产业的复杂关系,从中国近现代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剖析其现代性追求的产业性因素以及带来的文化反思.     

中国20世纪初期隐逸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接当下文学风尚。它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义,为文学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研究可能。隐逸派作为现代文学的典型存在,与佛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为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多种可能。     

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浙军”的现代境遇

“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浙军”取得了独特 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表现在吴越风情、吴侬软语和江南文体三方面。与此同时 ,“文学浙军”也面临如下挑战：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正确体悟问题,如何面对上海文化带来 的影响及缺乏创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问题。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论温庭筠词的艳化

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的文学创作着力于以新的文体形式纾解哀怨伤感的情绪,从而对词这种新兴文体进行了全新诠释,以裱艳绵密之风使之作为“艳情”表达的最佳载体,开创绮艳词之先河。以其情感浓烈、辞藻华丽的特色在晚唐文坛独树一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本文为中心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浅论英美新批评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新批评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批评流派之一,具有其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理论来源、基本特征、理论成就和局限.新批评派从折衷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在理论上试图调和文学与现实、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试图突破旧形式主义的框架,并出神入化地运用语义学方法分析文学作品语言,进而分析作品的结构,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实绩.但是,新批评以绝对的、孤立的本文作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排斥对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无视作者心理、读者反应和社会效果,这无疑是新批评的最大局限.     

地域·文学·文化象征——“京派”历史与文学的再辨识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与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与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与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与文化时差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的实质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是否具有“同一”的“文化关系”。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包含合倾向性与合形式性两个命题。文学接受中的不合倾向性与不合形式性 ,究其原因 ,是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倾向与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调形成“错位”或“逆反”态势。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问题的背后隐伏着文化背景转换 ,也就是“文化时差”问题。文学史或者说文学接受史是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对其影响的效果史。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文化价值观念的生成、演变、发展 ,导演了人类文学接受史上一幕幕精彩活剧     

试论日本文学翻译和日本文化的几种关系

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要理解其民族的文化,这是决定翻译水平高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文化差异的不了解、模糊,可以说是文学翻译中出现障碍的根源。中日两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因此我国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与翻译其他国家文学作品不同,其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具有独特性,本文对日本文学翻译和日本文化的几种关系进行了粗浅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者而言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