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但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因子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是不同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共同决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我国31省市农村工业化水平聚类结果与其对应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指标变量均值的比较,既体现出不同农村工业化水平地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特点,又以历史的脉络演绎我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和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时滞性和非平衡性.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日益突出,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与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制度变迁速度、程度不同。指出要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变迁进程。     

制度变迁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工业化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利润,是一种制度变迁,也是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决定了工业化的进程和结果.工业化是近代化的一般特征,工业的增长是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制度变迁的被动性、滞后性、和不彻底性,导致了中国早期工业化明显进展缓慢.     

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农村撤制村、队为研究个案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政府指导的制度变迁,在这一变迁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撤制村、队过程中的一些冲突。关注农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为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农村要大于城市。文章通过对政府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制村、队工作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在农村组织中良性的非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认同功能可以决定农村撤制村、队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顺利与否,并且这一认同功能在农村中有其特殊的传递机制。     

关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但传统农业生产的类型特征并未得到根本变化,致使农业长期以来停留在经济发展弱质产业的状态.随着以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内涵的全球化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的稳健推进,我国原本就存在的"三农"(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日益突显,已经成为目前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本文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有关"产权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更加深入的思考.     

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经济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组成,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从企业家的价值追求、商业信仰、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方面探求。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四个特征是需求主导、自动自发、路径依赖、难以移植。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路径需要找准逻辑起点、落脚基点,把握好过程支点。逻辑起点是修复文化断层,接续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基因;落脚基点是形成企业家群体共有的信仰和责任价值观;过程支点是企业、政府、社会三方力量并行不悖。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农村投融资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

我国现有农村投融资的制度性缺陷已成为制约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文中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分析了农村投融资制度演进的特征,并对其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人口、制度变迁与工业化模式的新思考——兼论我国“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 ”的形成机理

本文将人口、制度变迁与工业化三个经济变量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人口压力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正是在以大批企业家为主体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下,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沿海制度创新的浪潮,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提出了“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新模式,并主要对其形成机理进行了探索。     

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以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为例

1927—1936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政府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但制度变迁的滞后性,阻碍了贸易的大发展,对工业化的作用也有很大局限。     

从世界的视野看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我国工业化背景出发,在区别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工业化的历史性任务是把一个国家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工业经济社会,即大力提高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以及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比重;同时要强化工业自身结构,即建立强大的工业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工业。通过比较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推行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详细阐述了我国目前所推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简要地论述了我国工业化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农业现代化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变迁

农业现代化就是指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提供的物质装备和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全面地改造农业,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过程.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在于制度的约束.本文分析的农业现代化制度约束主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农地经营制度、农业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六个方面,并提出了响应的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制度变迁探析

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其目的是使外在的潜在利润内部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效率均逐渐递减,农民在潜在外部利润和获利机会下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承包地流转,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但这种承包地流转制度极不规范,没有一定的制度规则可循,虽然制度变迁是制度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社会博弈过程,但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承包地流转发展完善期间应居于主导地位,从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析表明：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家族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礼俗为行为准则、以祭祖为传承方式的家族文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家族文化是一种约束人们行为方式的非正式制度。它决定家族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家族企业只是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家族文化体现着家族利益,因而影响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恩施州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今年GDP排名已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是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仍呈扩大之势.基于恩施州的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产权私有化、决策自主化、运行国际化和经济国际化因各自的发展程度不一样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大小也不同,制度创新的空间依然很大;由于全国相继实施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优惠政策,针对民族地区实施的优惠政策目前已毫无优势可言,对各种初始条件均处于劣势的民族地区实施与其他地区相同的优惠政策,要缩小发展差距,困难重重;对民族地区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建立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是实施两个"大局"战略的必然选择;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制度绩效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初始条件的建构及其意义——20世纪50年代制度变迁、转型与发展的绩效及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制度变迁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起点。这一时期,新政府结束了无政府状态和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建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管理机制,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提高了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推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积累不仅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     

中东欧的制度变迁探析

1989年剧变之后,以“欧洲化”、“民主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制度变迁成为中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 是中东欧等转型国家在转型前十 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也是导致其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衰退的十年”的重要因素。中东欧的制度变迁,本质是旧制度瓦解、新制度产生的过程,而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其提供了破旧立新的“制度供给源”。中东欧的制度变迁过程目前远未结束,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的制度创新之路,是其走向未来的惟一出路。     

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手工业经营组织的演进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作为乡村手工业的基本经营组织,尽管在表面上始终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外观,但实质上一直在进行着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演进,其中主要包括家庭内部生产经营的商品化性质的演进;家庭规模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大量涌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包买商制度的兴起。正是这种渐进性演进的累积,为推动原始工业化和迎接近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