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一个群体

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出路除了出仕以外,就只有归隐一途了,由于他们生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但他们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和天然自适的性格,既不愿流于世俗,也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因而他们只能选择归隐。任何事物都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隐逸被不同际遇的士大夫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而产生了真、假两种隐士。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归隐方式,这些士大夫们都是想通过归隐来达成各自的心愿,借隐来抒志。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论沈周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义

沈周是明代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他卜居民间,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与传统士大夫有根本的区别。他脱离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轨道,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文人,沈周在人身和思想上已不再依附于政治权威,而专注于自家事业的营造,表现出某种独立的品格。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享受的是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与传统士人相比,沈周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济世精神,这似乎是一种退化。但这种退化恰恰是一种私权意识的觉醒,蕴藏着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动力。     

论黄庭坚词题材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的主要词人中,张先、苏轼用词书写士大夫自我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宋词士大夫化的走向;而黄庭坚词,除了反应士大夫生活外,还把目光凝聚于普通平民的生活.从题材上看,浓厚的平民化、世俗化,是黄庭坚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黄词题材上的世俗化倾向,是北宋中期、后期词人努力开拓词境的表现之一.     

李白杜甫诗歌各放异彩

李白、杜甫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的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就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他们都经历过唐朝后全盛时代和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但是由于两人生活经历与思想性格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创作迥然不同,艺术风格独具特色。     

人的没落

在那些茂密的树林中,我们看到每一棵树都在为争夺一片阳光而奋斗,竭力地向天空伸展自己,长得又高又直,仿佛是孩子伸得长长的手臂。如果植物也会做梦,那么它们最常梦见的一定是一片又一片自由的阳光。人也是光的孩子。本来,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在地上爬行的,但当有光线从上面落下时,他们的生活被照亮了。他们张开眼,抬起头,站起来,成了人,从此不再生活在脚下的黑暗中,而     

明初江西士大夫仕宦、交游与乡邦团体——以胡广为中心的研究

胡广既是永乐时期内阁政治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江西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青年时通过考取功名参与政治,并在中央政变中把握机遇,为自己迎来了新的政治生命。胡广的科举仕宦历程也映射了明初江西士大夫兴起的整体特征:既有自身刻苦进学,考取功名的原因,亦与当时政治气候有莫大关联。靖难之役后,他们在政治取向上选择了朱棣,为江西士人的崛起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他们交往过从甚密,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通过交游活动,联络并加深感情,相互间关系亦复杂多样。从而在朝中形成了一个江西士大夫的乡邦团体,在仕途上互帮互助,个人与团体相互促进,对军政大事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明初政治舞台上一个显著而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有较高文化素养,重视对晚辈的教育,希望通过举业上的成就,来延续家族社会地位。通过对这一乡邦团体的分析,或可从微观层面给出一种社会向上流动的具体解释模式。     

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二)

四、清初士大夫和大和尚之间建立在儒释一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师友关系士大夫之所以喜欢与大和尚为师友,其原因,不止于羡慕大和尚的生活。我们如果光从生活上的舒服保险清高等等立论,还不足以尽士大夫的思想感情。要知道,儒家还有一个有志于道则“不耻恶衣恶食”的传统。颜渊是个典型人物。他“在陋巷,一簟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他自己则“不改其乐”。所以,士大夫与之交往的,往往是有学问的和尚,就是     

研究游龙文化的人——赵茜

据说，五凤楼是唐代士大夫与皇帝斗富而建的可与皇宫比美的五凤展翅腾飞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五凤楼屋脊上装饰的鳌鱼，就是游龙的象征。在黄巢兵乱时期，这些士大夫避难来到山水清秀，风水优美的徽州定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先进的生产力。徽州历代出名臣名人，就是有士大夫遗传基因的结果。士大夫的后代繁衍昌盛后，为了团结全族而建宗祠，故徽州名门望族建宗祠均采用五凤楼作门面。这也反证了徽州名门望族是唐宋士大夫的后裔。     

求仙与隐逸——神仙道教文化对山林隐逸之士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隐逸现象是波及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时出现的神仙道教也深刻影响着古代文士们隐逸山林的思想和情趣。求仙访道是为了长生成仙,山林隐逸是为了避世求全,二者终极目的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上许多道士即为隐士,而许多隐士同时就是道士。求仙使隐居生活更加充实、丰富,使隐居行为更富神秘色彩、更加超逸,也使隐居者的人生更趋诗化。而隐居山林也是修道成仙的重要途径,也成就着士大夫们的求道修仙之梦,让他们在清幽的隐居生活中享受到了仙界的自由与超越。     

论晚明的士大夫

<正> 晚明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时代,当时的传统文化正面临一个伟大的转折。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士大夫,其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各方面,都烙下了与前时代士大夫不同的一些印记。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深受儒、道互补意识影响的中国士大夫,时常徬徨于隐与仕两者的十字路口,隐居成了一部分失意士大夫逃避人生的共由之路。晚明文化的剧变,市民文化的萌芽,给晚明士大夫带来了很大影响,使他们的息隐意识与前代迥然相异,隐居生活独具一格。     

从传播西教到传播西学——传教士中文报刊办刊宗旨的演变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中文报刊。最初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以宣传宗教,传播教义为目的。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办刊宗旨中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地位,传播科学知识成了主要内容。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刊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调整办刊宗旨与方针,不再以宣传宗教,而完全以传播西学为宗旨。而西学也有了扩大,除了科学技术知识,又介绍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传教士们的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其一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协调与中国人的关系;其二仍然是为了迂回地宣传宗教。     

试论唐代将相子孙的入仕途径与政坛表现——以《旧唐书》为中心

唐代政坛上活跃着一群将相子孙,从史书记载来看,他们主要是通过门荫和科举考试开始自己的仕途生涯的。他们步入政坛后,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有的奋发有为,无愧先人,延续和超越了父祖的雄才伟业,有的为非作歹,禽犬其行,与其父辈形成强烈反差,还有的则是碌碌无能,无所作为,惟靠父祖的大树乘荫纳凉。看来父祖的功业虽然对后代子孙有着无可否认的影响,但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乃至青史留名,最终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和打拼。父祖的功业只是一个人人生的起点,而从起点到辉煌的终点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明代士大夫眼中的回回形象

明代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在他们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回回形象,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汉地回回人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对回回的评价。回回入居中原后,坚守其宗教习俗,张扬其义气性格,汉族士大夫对其有褒有贬。明代士大夫对回回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汉文化与回回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与游牧、农业与商业两种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回回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进程之一。     

從杜甫詩文中看他中年的思想发展过程

杜甫是一个政治诗人,他的诗反映了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也反映了他在这急剧转变的时代中思想的发展;而且随着他思想发展的逐步提高,对于这一时代的反映也就更加深入。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最大的转折点,杜甫的中年正跨在安史之乱前后这个转折点上,他的作品才成了划时代的诗篇。可是处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不止他一个,为什么只有他的诗才被称为“诗史”?这是和他的生活与思想的发展分不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年时期”,是指他     

论中唐女性的生活习俗——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的文化解读

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中所反映出的中唐女性的生活习俗,从行为文化的角度看,主要有梳妆打扮方面,由于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民族大融合的加强,形成了其时独具特色的“时世妆”;唐代妇女,日常生活和岁时节令时的游艺活动,较为多姿;社会生活习俗具有较强的民族特性。另外,在王建的妇女题材诗歌中,写到了宫女们较为丰富的活动习俗。这与当时的民族大融合密不可分,也与由此而造成的礼法松弛关系重大。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的递变——以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与消解为中心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安史之乱前,诗坛在长安的集中使长安风气成为盛唐一代士人精神面貌和诗歌创作风气的主导;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风气遭到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的诗人的崛起。这些诗人原本受到长安风气沾溉,又在安史之乱的打破与释放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乱后诗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他们的艺术继而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风貌,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     

苏轼黄州时期的生活方式及社会意义

苏武黄州时期四年多的满居生活成为苏学专家关注的重点，本文仅就这一时期苏武的生活方式及社会意义有关问题略陈鄙见。苏城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信州。”这里所说的“平生功业”是政治自嘲，但更是廉颇老矣之后对劝业观的新的哲学审美观照。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苏武所谓“平生功业”，我认为，就是指他在这些贬墙之地的作为。正是在贬河生活里，苏武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真淳朴厚的感情，自食其力的可贵。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文中也反映了出来──同情生民疾苦…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对农业生产活动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日渐陌生。进城务工之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就业经历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意识和行为看起来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认识、文化教育、社会关系等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的涌入城市社会,解决他们的归属感问题变得就更为重要。因为这不仅可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可以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