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阁宫闱背景下的情话——《古诗论》系列论文其一

传统文学史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以及《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等乐府民歌皆出自两汉时期.但通过考查《古歌》中的金殿、主人、弹棋等词语和《上山采蘼芜》之“从閤去”、“长跪”等词语,《古八变歌》“章华台”即为曹魏“建章台”铜雀台以及《凛凛岁云暮》之“重闱”等,可以得知,这些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其产生背景并非民间,也非下层文人,而是宫廷背景之下的产物,这几篇诗作的作者应是甄后.     

论易安体的写作视角

独特的女性视角、家国之痛两大因素对易安体的构成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易安以其细腻的女性目光,敏锐地感受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并将雅词给予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易安体自然清新,以寻常语入词,是对宋代诗学"平淡而山高水深"以及柳词平易浅近特征两个方面的继承.     

论陆机《拟古诗》、《赴洛道中作》等五言诗的写作时间

陆机应是南人中写作新兴五言诗的第一人,其五言诗风格和成就,是陆机入洛学习和仿效曹魏文化的结果;陆机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应是陆机多次赴洛中的晚年之作;陆机对曹植代表的建安诗风的模拟仿作,正是陆机对曹魏文化学习和模拟的结果,其中对十九首的拟作,也应该是陆机在北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之后的作品,而非陆机赴洛之前所作.     

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

清乐和六朝乐府具有声乐属性、江南文化属性、精练属性、宫廷贵族属性和宫廷艳歌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清乐和六朝乐府诗成为了盛唐之际曲词发生的直接源头.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

盛唐延续了初唐的去音乐化运动，古风中的乐府和歌行盛行，造成了音乐消费的空缺，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以满足对声乐歌词的需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唐时代，直到词体形式的代兴，才渐次出现了词体取代声诗的现象，因此，盛唐绝句声诗的兴盛可以看作词体发生的前夜。     

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     

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游宴诗是最早兴起的五言诗歌题材,游宴诗开启了其他各类题材的写作,共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立;《今日良宴会》应为游宴诗兴起时其中的一篇,其宴会应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吟唱《短歌行》的铜雀台宴会,“新声”指的应是铜雀台以来的清商乐,“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应是曹植的断章逸文,“令德”指的应是曹操,《今》诗的大多数诗句,都可以在曹植诗中得到印证。     

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

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由建安时代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促成,必然因素由建安的时代文化氛围所决定,偶然因素由发生在建安中后期的三组事件引发。五言诗最早的女性视角写作是曹丕与徐干。曹、徐之作,呈现了由男子视角向女性视角转型的过程。传为班婕妤的《怨诗》,也应是这个时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