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说《西游补》的版本、序跋考辩

《西游补》的版本与序跋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如版本与序跋写作的时间、序跋的作者、《西游记》续书之序跋搞混等。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的甄别和新材料的进一步挖掘,考定出崇祯间刊本《西游补》附有明代嶷如居士的《西游补序》和静啸斋主人的《西游补答问》。嶷如居士就是小说的作者,与静啸斋主人为同一人,即董说。该版本并无“天目山樵序”和《读西游补杂记》。空青室刊本《西游补》同时附“天目山樵序”和《读西游补杂记》。“天目山樵序”作者为张文虎,序文写于咸丰三年（1853）,“三一道人”乃是张文虎友人。《读西游补杂记》作者为钱培名,写于咸丰三、四年间。     

《洛神赋》的写作时间

曹植的《洛神赋》写于何时?序文中说: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归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这似乎很明白了,可是,《文选》李善注又说: 《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 可见,把序文中的“黄初三年”作为《洛神赋》的写作时间,还有“误”与不误的争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在本文注释中进一步指出所谓“诗序”就是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序,其中有“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     

论《洛神赋》为曹植辩诬之作

黄初二年，曹植与甄后同罪，灌均所告发曹植之罪，正是有关曹植与甄后关系的弥天大罪。曹植确于延康元年四月去了鄄城，但不是就国，其时的身份仍然是临淄侯，其去鄄城乃是一个任性的行为。从《洛神赋》描写的情况来看，其中不仅有大量明显的甄氏的身影原型，更有两人之间交往的细节原型体现。曹植所要反复申辩的，是两者之间最后的归结点，乃是“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浅谈曹植前后期诗歌的不同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代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散文、辞赋、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钟嵘《诗品序》说:“陈思为建安之杰。”唐朝诗僧皎然《诗式》说:“邺中诸子、陈王最高。”都给曹植的诗歌作了很高评价。曹植现存诗八十多首,五言体是最主要的形式。他的诗作抒写了追求建功立业的理想,记录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曹植的一生以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主要生活在邺城,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记录——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的一篇序,写作时间是“弘治甲寅”(1494),这是我们确知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书的最早时间,离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1368)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我国古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尤其象《通俗演义》这种被誉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长篇小说的高峰的宏篇巨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故事流传、作家写作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时间,最后才能印刷出版。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通俗演义》的酝酿和写作初稿的时间,大致在元朝末年,可能和有人所说的罗贯中“有志国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一致。     

黄庭坚词《南乡子》"落帽晚风回"真伪再辨证

黄庭坚词版本众多,宋元明清及近现当代均有辑本。各版本间异文较多,以致在某些问题上莫衷一是。两首《南乡子》词不同版本其序文差别较大,以致有人认为《南乡子》“落帽晚风回”是伪作。从版本可信度的考证、题序的合理理解、词的形式及内容、校雠的基本知识等方面论证,此词确为黄庭坚词。     

《毛诗古音考》体例的两个问题

本文就《毛诗古音考》的体例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 )《毛诗古音考》收入的 50 3个字的顺序。陈第收入正文的 50 3个字一般以《诗》三百篇为序 ,每篇诗收多字的 ,以原章节为序 ,只是每章中先收韵脚字 ,后收非韵脚字 ,有 4处例外。 (二 )每个被考字所引书证采取的顺序。本证是“诗自相证” ,从收入字的诗篇起 ,以《诗》为序排列。旁证是“采之他书” ,多以时间为序排列。     

《白马篇》:侠文化的转向

殷商时代是方阵作战,依凭群体力量;春秋战国是步、骑兵代替车、步兵,个体英雄出现了;但秦汉主张“侠以武犯禁”,不崇尚个体英雄;汉末崇尚名士,建安崇尚英雄,曹操以武艺选将,社会崇尚个体战斗英雄。曹植《白马篇》歌咏个体战斗英雄,把侠士舍己助人的境界升华为舍己为国,把武功叙写改变为武艺表演,既大大加深了诗作的艺术品位,又为后世军事战争诗的创作树立了榜样。曹植《白马篇》“游侠儿”形象的原型是其同母兄曹彰。     

曹植《白马篇》的原型蠡测

一般认为曹植《白马篇》是作者“自况”,但实际上它的原型却当是少年英雄曹丕。曹丕有《白马篇》那样非凡的箭术和武艺,他的英雄事迹还传扬四方。当然,曹丕与曹植不和,二人因争夺继承权而水火不容,但这是后来的事,兄弟二人早年关系亲密,《白马篇》成于早年。     

“非规则型法”模型的再现——小酌《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

《权利与冤抑》该著的作者寺田浩明以“权利-冤抑”为线索,从国家及民间两个层次向读者再现了中国古代法的原型,并最终归纳出法律的原型为“非规则型法”.     

《周易·渐卦》新解——兼论《渐卦》与《诗经·渐渐之石》的关系

考《诗经·渐渐之石》篇,得出《渐卦》与《渐渐之石》无论是单个的"渐"字还是各自描述的内容都存在一定联系的结论,其中"渐"义应为"山石高峻之貌"。《渐卦》初爻辞有"小子"一词,各家解释不一,通过对先秦主要典籍中凡出现"小子"一词的各篇章的分析,可知《渐卦》中的"小子"指代"青年男子"。整个《渐卦》描述两件事:一是青年男子出征打仗之始末;二是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及艰辛的生活状况。     

《新唐书·志》的两则错误及致误原因

在《新唐书》的《志》中,唐玄宗夏季幸骊山为杨贵妃庆生辰和唐朝全国共有26座关的说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前者误信了唐人小说、诗歌的说法,而未考察唐玄宗幸骊山的具体时间;后者把一个阶段设置官吏的关津的统计数字误作整个唐代恒长不变的数字。其实,《新唐书》的作者修志时,只要与该书其他相关记载统筹对勘,即可避免这两则错误。     

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诗歌意境的“情景交融”与“象外之象”——Burton Watson 译《寻隐者不遇》评析

诗歌意境的审美内涵可以从情景交融和象外之象两个方面来界定,前者是意境生成的基本条件,后者是意境生成的必要条件.这个研究成果为意境翻译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有助于确立译作意境的批评原则和具体标准.文章选择了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为个案来解析诗歌意境的本质特征,依据意境的批评标准从18种译文中挑选出华兹生译本探讨了诗歌意境翻译批评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目的是为印象式的诗歌意境提供一种科学的翻译批评模式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