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早期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尤为重要。早期奥古斯丁对此问题的观点经历了不少转折,而这些转折也成就了奥古斯丁思想层次的提升。奥古斯丁先是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接受一种二元的善恶观,又在遇到疑惑后转向怀疑论。经历过渡期之后,他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答了＂恶的来源＂问题,并将其应用在对伦理之恶的解释中。     

平庸之恶与恶之取向——从《丽娜》探析卢卡斯笔下恶的平庸性

卢卡斯在《丽娜》里从系统力量、情境力量和特质取向三个方面揭示了平庸之恶的实质和表现形式,把犯下平庸之恶的个人完全同化于极权体制之中,使其默认极权体制所隐含的反道德、反伦理和反法制元素。情境力量的巨大压力会导致受害者放弃社会伦理或法律意识,激发潜伏在人性中的恶的本能,犯下毁损人权、人性和社会正义的平庸之恶。卢卡斯关于平庸之恶的描写不仅抨击了现代社会的反人类问题,而且还警示人们平庸之恶从未远离现实,旨在通过对恶的认知来陶冶心性,生成抵制平庸之恶的正能量。     

惠及凶神恶煞:一种民间宗教态度"——大理周城白族村田野调查系列"之一

在大理周城的白族村民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民间宗教态度,即"惠及凶神恶煞",本文提供了"善请火神"、"敬拜罗刹"、"供养蟒蛇"三个田野调查材料.这种民间智慧是一种高明的"驭恶"与"用恶"之道,它的别出心裁的分类逻辑、达成和谐的良好路径、包容"他者"的文化态度皆给予我们当下文化建构以有益启示.     

恶之花的怒放——评析威廉·S·巴勒斯的小说《赤裸的午餐》

威廉·S·巴勒斯是当代美国文坛一位颇受争议的作家,代表作《赤裸的午餐》同样是一部令人争议的作品。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恶＂的人间地狱,这里泛滥着性、毒品、各种可怕的病毒及活在恶臭污秽中的一群变形的人类,其丑恶程度,令人发指。然而,巴勒斯正是以他对＂恶＂的选择、＂恶＂的存在及对＂恶＂的揭示与否定鞭挞了美国社会的黑暗,从而表达了其＂善＂的意志。通过其＂恶＂论证其善。     

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善轻恶,强调善恶的对立,扬善弃恶。在西方文化中善恶是相生相长的,恶是一种与善不即不离地斗争着的现实状态,它与善同样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如何达到善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精神领域内的人格修养,西方文化则借助于恶的消长。因此,与中国文化的厚重的累积不同,西方的善恶观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现实问题     

周作人“生活之艺术”思想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思想中内存着对日本文化的长期体验和深刻认识。日本的＂生活之艺术＂,构成了这一思想形成的感性土壤和现实印证,成为他反观中国文化,思考中国文化和改造人的精神的参照和借镜,为他倡导＂生活之艺术＂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动力。     

《马尔多罗之歌》中的崇高与恶

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的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是一部充斥着“恶”的作品,它不仅以种种血腥恐怖的凶杀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还将主人公马尔多罗邪恶、阴暗的心理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甚至加以歌颂。然而,马尔多罗作为一个恶的化身,以其压倒性的激情和比拟自然的强力,使诗歌在恐怖之余更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这种具有崇高性的恶实际上指向了康德伦理学中的“恶魔之恶”,而意味着“极恶”的“恶魔之恶”在齐泽克的阐释下体现为主体内部的否定性。与此同时,马尔多罗强烈的萨德式精神显示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原乐之恶,作者洛特雷阿蒙对马尔多罗这一形象的塑造使崇高的意蕴更为丰厚。     

佛教与巫文化操蛇之神的合流——梅山蛇恶诸天信仰探析

受楚巫文化影响,湘中古梅山地区巫觋崇信盛行并延续至今。蛇恶诸天像是流传至今的湘中木雕神像类型之一。经考察图像和文献,梅山蛇恶诸天形象是楚地巫文化传统中操蛇神巫与佛教操蛇诸天西天广目天王合流的结果,其信仰实质是延续了梅山根深蒂固的鬼神思想———借助手中灵蛇,诸天便拥有了通天地鬼神、降魔祛病的神力。     

论道家非美而成就大美的吊诡

《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的根本意思是主张不知美之为美,防止由价值歧视导致价值反转。为此,老子重点指出了“美”之恶,庄子又在其基础上大谈“恶”之美,这类思想可称为“非美倾向”。老庄不预设美丑观念来判分万物,不以世人所美为美,反对把单一形态的美立为鹄的来加以追求或齐同天下。由此,他们否定哗嚣之美和齐一的美,肯定异量之美和本色之美,突出内在精神之崇高和人格性情之美。可见,老庄非“美”,是要成就大美之天下。这种思想体现出他们对宇宙全体生命的关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胸,并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领域全方位地奠定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根本面目。     

从《水浒传》看中国专制社会下社会公义的缺失

《水浒传》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以其深刻和真实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是梁山好汉反抗社会不公正行为的思想口号,但某种意义上却是一种以恶抗恶的暴力主义。这种快意恩仇的江湖行为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肆虐横行,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水浒传》以一系列社会生活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在中国专制社会下社会公义的严重缺失。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平庸之恶”

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思想框架下解析小说《朗读者》中错综复杂人物的人性,重点分析小说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名从未接受过人性教育的普通人,在法律和道德面前,其人性是如何被展现和被定义的。人们总是对于"极端之恶"充满警惕却很少意识到正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平庸之恶"逐渐浸润到社会生活体系的各个角落。人性教育的落脚点应是良心,要把所学到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审视自我、理解他人,并善用智慧超越人性弱点。本研究期望通过反思"平庸之人"的"人性"来唤起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营建"完整"精神这项富于"意义"的工作。     

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曹禺和钱钟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虽然两人分别致力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领域，却都能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主潮，对人性之思进行深刻挖掘。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倾向于表现人性之恶，曹禺则更执着于发掘罪恶人生中的人性之善。本文通过对人性善恶在二人作品中的表现进行阐释，进一步分析两位作家不同人性观形成之因，以此获得对人性的更深理解。     

鲁迅“恶”的美学观及其成因探寻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以及强者型的人格,是他“恶”的美学观形成的重要原因。恶之美既是鲁迅美学观的独特性所在,更是其深刻性所在,它所蕴含的叛逆精神和战斗精神,是文学的灵魂,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影片《朗读者》的多重主题探析

影片《朗读者》以其沉稳平静的影像风格和演员的精湛演技成为2009年奥斯卡的大赢家。影片通过讲述一段发生在二战德国的惊世骇俗的忘年之恋,探讨了在畸恋外壳下的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反思、对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的揭示以及关于道德的困境与法律的悖论等多重主题,呈现出二战之后年轻一代德国人对待德国历史与罪愆的复杂心态。     

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文化建设

晋察冀根据地自1938年创建到1948年5月与晋冀鲁豫根据地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存在近11年。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岁月,晋察冀以其光辉业绩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模范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文化建设亦是模范的,其具体表现：一是音乐＂战地之花＂竞相开放,音乐文化活动异彩纷呈。二是输入一批音乐家,音乐创作走向繁荣。三是培训音乐队伍中坚力量,音乐骨干人才辈出。四是开辟音乐宣传阵地,音乐刊物春笋般涌现。     

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德管理:从行政之恶谈起

工业社会时期理性官僚的非人格化趋向,强势官僚制对共同体结构的固化和对技术理性的膜拜,造就管理行政无法避免行政人员的道德错位,"行政之恶"现象滋生蔓延。为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在后工业社会服务行政的审视下,对管理行政及其科学管理范式进行细致地反思与批判,在服务行政本体论的追寻过程中,探求道德社会的建构逻辑;在伦理觉识与启蒙过程中,通过道德管理实现对社会管理价值体系与行为逻辑的修正,建构由道德权威统合下的社会秩序网络。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     

波德莱尔对主流的消解及重构——《恶之花》的另一种解读

波德莱尔处于浪漫主义退潮期,必须开拓新的诗歌领域。其名播遐迩的诗集《恶之花》用梦魇般的笔调描写荒诞社会造成的忧郁、变态人性和绝望的沉沦,使诗集呈现出对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颠覆,而情诗的一些主题尤其显示出诗人对主流文学歌咏的圣母型女性形象的反叛,从而对古典诗的理想化的审美准则进行消解,并重构了新的价值体系和美学观念,即"恶之美"。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善恶之辨浅谈

《叶甫盖尼.奥涅金》体现了普希金本人善恶之辨的人性辩证法。善良的动机可以产生善的结果,也可能产生恶的结果;恶的动机应该产生恶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善的结果。这一切对人物的行动,对情节的展开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爱情是伦理学的古老命题,也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尤其是普希金叙事作品的灵魂之一。奥涅金对达吉雅娜的爱与拒绝是一种理性的爱。奥涅金作为一个＂多余人＂,体现了这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