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视域中德性概念的诠释

自1958年英国哲学家G.E.M.安斯库默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以来,德性伦理在西方伦理学界迅速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德性的诠释是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之间斗争的核心。研究德性的不同诠释,我们能够认识德性概念在德性伦理中的重要性,也能通过对德性的不同诠释,深刻理解道德的本质构成,进一步认清伦理学的发展方向。     

追寻“德性/virtue”的源始涵义——兼论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学理方法的差异

“德性”的源始涵义是指一般自然生命的生生力量,与作为导向生命坏死的“恶性”相对;通过属人的德性伦理学的内在转化,德性则被用来描述人之向善厚生的那种行为动因和道德能力;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的学理思路分别建之于人之纯粹情感能力和纯粹理性能力之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论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是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方法和物理—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而构建的,并通过人的那种具有超时空抽象能力为实现个体自我生命的独立繁荣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儒家古典德性论立足于主客不分和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建制,根据人之现世生活的“情感积淀”和人之“此在”状态的生命“境界凝聚”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并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从情感角度和情感主义路径构建德性论已成为德性伦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多有汇通之处.     

苏格拉底论德性即知识

学者们普遍认为,苏格拉底伦理学是理智主义伦理学,其中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德性就是知识,或至少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因此,每一个别的德性都是对其所关涉的对象主题的一种理智认知上的把握,人的行动动机也是理智主义的,因为行动者在行动时相信这对自己是最好的,这表示,任何一种伦理上的失败都是基于或者至少部分地基于行动者对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的错误信念或认知。本文的旨趣并不是对苏格拉底的这种理智主义进行辩护或批判,而是更多地通过早期对话中有关德性即知识的段落分析去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丰富内涵,通过Euthyphro,Charmides,Laches,Protagoras这四篇对话来探寻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内在涵义。     

致良知•明道义•行仁智：儒家智德的现代义理

[提要]智德是美德伦理学的基本德目,于诸德性中具有前提性或基础性的意义,然而重伦理德性轻理智德性也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儒家智德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内涵——致良知、明道义、行仁智,并付诸人生实践,由此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智德的鲜明特质。以现代眼光视之,致良知聚焦理智德性,明道义专注价值理性,行仁智凸显实践智慧,儒家智德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现代义理。对于推进社会道德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儒家智德的现代义理具有丰富深刻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德性”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品质,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康德认为德性乃是有限的存在者,例如我们自身所能希望获致的最高的道德状态。两人对德性的解释异中有同。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伦理理论与反理论之争——玛莎·努斯鲍姆伦理理论化思想述评

伦理理论与反理论不仅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争论,而且同样存在于德性伦理学内部。玛莎·努斯鲍姆是当代著名德性伦理学家。她的德性伦理理论化的主张具有代表性。研究玛莎.努斯鲍姆的伦理理论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站在伦理学的前沿,把握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最新发展方向。      

论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诉求——从科尔斯戈德规范性概念出发

基于科尔斯戈德对道德概念规范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代德性伦理学面临的质疑和挑战实质上大多源于批判者对德性规范性的诉求。而这种规范性诉求的产生以及引发的相关争论,实则忽略了两种实践性概念的区别,即古代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的"人应该如何生活"与"人应该如何行动"之间的差异和裂隙。为了弥合这种裂隙,必须规范伦理生活目标,将古代伦理学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融入现代伦理学语境中,这种融合将使得德性伦理学的应用呈现为一种弱规范性解读。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休谟德性理论探析

休谟在其德性理论中贯彻经验论,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推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论传统。他认为以同情为源泉的道德感是德性区别的根据,功利是德性价值的来源,进而提出了他的德目体系和归类标准。休谟以自然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为基本线索,提出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现代德性理论的新范式,对审视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局限性和西方伦理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全球伦理与孔子的德性之思——《全球伦理宣言》再省思

全球伦理致力于从人类数千年来的宗教传统和伦理传统中,发现普遍的宗教-伦理原则,其本质上属于启蒙传统,是现代性规则伦理学的新变种,因之它陷入现代道德之困境而不能自我拯救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吸收古典德性伦理学智慧,将德性伦理学对特定民族之独特道德追求的尊重纳入到全球伦理的建构范围,并将其与规则伦理学的形式化道德命令相互补充,使全球伦理有着更为确切、更能相容各民族道德伦理之特点的多元陈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超越、克服伦理学现代困境之基本视域。儒家先圣孔子的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德性实践理性智慧,他关于"仁"的学说和关于理想的道德人格"君子"的学说,可以为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对全球伦理建构更有意义的是儒家德性实践智慧借之实现的内在超越方式,它将东方内在超越的精神与西方外在超越的传统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全球伦理建构的健康之路。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传统德性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伦理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德性论的理论视野,这既是传统德性论被边沿化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德性论的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在此境遇中德性论的出路在于,从德性现象论、德性本原论和应用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反思德性,自觉地把传统德性论提升为应用德性论,进而探求应用德性论的性质及价值基准——人权。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德性构建方式差异之探讨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都是德性伦理学,但双方的德性构建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思孟学派采用了辩证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先天本有的,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情感的基础作用,而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形式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后天训导和培养的,注重人的外在道德行为和理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双方的伦理学与其形而上学、政治学的关系也不相同,体现了统一与基础、合一与分离的特色。     

《斐多》中的“净化”与“德性”释义

本文通过梳理《斐多》中论述"德性"和"净化"的相关段落,分析了柏拉图在《斐多》中如何解释真正的德性,以及净化之于德性的意义。柏拉图认为德性有真假,假德性不过是用一种恐惧替代另一种恐惧,而真正的德性需要净化,即通过理性的反省和智慧转化,拥有真正的德性。也就是以理智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德性理论。     

从制度伦理视阈审视德性伦理之意义——兼论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之含义

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的论题反映了在制度化趋势空前加强的现代社会,制度伦理研究已成为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在道德建设实践中,由于德性伦理自身的优势,德性伦理在地位上高于制度伦理,但由于制度伦理的基础性,制度伦理在程序上又要先于德性伦理.在处理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础上,需要培育和塑造具有完全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