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素质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一）关于民族文化素质的含义涉及到以下四个问题（1）对“民族文化素质”研究对象的认识。研究“民族文化素质”，它的对象应是研究“民族群体的文化素质”呢，还是研究民族文化的“自身素质”？学者们对此有不同认识。有的指出，两者是不相同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承载着“民族”文化的“民族群体”，后者突出的是依附在“民族群体”身上的“民族文化”；前者主要通过教育、文化事业的普及、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改良，即从认知水平上去提高，后者则主要依靠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方面的合理优化，人文精神的建构方可解决。由于双…     

忽必烈与儒士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儒家思想对忽必烈这位蒙古族封建帝王产生过什么影响,儒士在其统治时期,作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一初步论述。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元代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汉族儒士为主的各民族儒士在最高统治者周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后来的统治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

朱元璋是以布衣而登九五之尊的明代开国君主。学者们在谈到他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原因时,无一例外地都谈到了儒士的作用。的确,朱元璋对待儒士倚畀之殷、待遇之优渥,是有口皆碑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儒士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这一互相矛盾的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个中缘由,是值得作一番探究的。遗憾的是,学者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朱元璋如何稽古右文,而对于他为什么要大批屠戮儒士,还未见有专文论及。小子不敏,打算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同志们。 一、朱元璋重用儒士的缘由 刘邦曾经说过:运筹帷幄,吾不如子房(张良);刘备也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这两则脍炙人口的典故,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重用儒士是历代开国之君的共性,不独刘邦、刘备为然。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干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儒士,勷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理想与现实的调和:传统职业观的前近代嬗变--以明清徽州为例

随着宋元明清时期形势的发展 ,治国平天下的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儒士和商人的传统职业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徽州的儒士和商人通过对义利的辩证转化、儒行的广泛实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重新诠释 ,模糊了士、商、农之间的职业差别并使之趋同化 ,提出了儒、商事道相通和农、商交相重的新观念。可以说 ,传统职业观正经历着前近代的嬗变     

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渤海是何时成为“海东盛国”的?

渤海究竟是在什么时期成为“海东盛国”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在宜王大仁秀时期,也有的认为是在大仁秀、大彝震时期,还有的认为是在大玄锡时期。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引用的材料不同及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和对它们的史料价值的认     

治生与行道: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之易业

科举与社会流动是中国近世社会史的经典议题。元初科举停废后,儒士易业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元初江西抚州儒士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其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尤其是科废易业儒士与固守本业儒士之间的比较与互动,揭示元初南方儒士易业行为与易业观念的内容与源流。     

论"依附型合作"——一种解读儒士与专制王权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贵州民族地区人口文化素质与劳动力就业

人口文化素质与劳动力就业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近年来，贵州民族地区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但总体仍较低，且差异性较大，尤其是劳动力人口文化素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促进劳动力就业在民族地区十分迫切，而其关键在于立足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及其需求来开发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从德治到法治:中国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围绕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问题,学界一向有德治和法治之争。有人主张德治,有人主张法治,有人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本文认为德治的各种提法,其含义始终未能超出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水平;而法治的各种提法,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源自古代法家,主张君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臣民;另一种含义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平等地订立社会契约,选举并监督自己的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执政理念,只有法治的第二种含义才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论王充的儒生观

王充视著书立说之鸿儒为儒生的最高层次,肯定其文化创造力,空前突出鸿儒与“立言”的价值,其儒生观对于儒生的自我定位、儒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试析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

本文主要就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进行了论述。具体包括转型人员的构成、转型原因、从业特点以及转型对促进江西古代文化发展传播所起的作用。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