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余年,这场学术讨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遍布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其现代性焦虑表现为:在追随西方现代理论话语以进入思想现代性殿堂与保持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之间、在革故鼎新以张扬现代性的新异原则与辨析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之间、在重构古代文论元话语以强化其阐释有效性与维持古代文论的典雅文化地位之间、在划定古代文论学科属性以赋予其现代知识类型与尊重古代文论的前学科性意义形态之间,我们难于抉择又急于抉择.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是谁在“转换”──再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近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己撰文发表过看法。①在本文中,我们想将自己的看法再深化一步,主要谈谈三个转换、两种境界和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对中国文学批评及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80年代以来,在"方法热"、"方法"观念的影响和启示下,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由古今问题所引申而来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古代文论研究推向了对历史的纵深和未来的走向的思考.对方法的反思体现了这一时期古代文论学科强烈的自省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说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说的确切含义在其流传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其较为固定的意思是对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重要的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需要转换的对象,而是立足现实,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实现传统文论之现代价值的同时,真正找到适合我国文艺现状的、具有独创性的文艺观念和理论体系。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评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围绕着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现实意义、现代转换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也是 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对民族特色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表明古代文论研究界自觉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联系起来。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探讨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体现了古代文论界方法观的成熟。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探讨 ,将对古代文论价值的评判、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置于了整个 2 0世纪文艺理论对现代性的追求的历史背景之下     

形式化的困境——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思考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反思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是为了重建当代文论.学科、学者和学术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不适应性制约了转换的实现,并直接导致转换的学术困境.反思文论转换话题,重提"现实性"概念的意义对于激发文论建设中与时俱进的思维,警惕浮泛的话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三题

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虽有它的现实及学术意义,但由于回避了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和文学理论的学科前提等重要问题,最后陷入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悖反,不可能找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     

由“交往理性”看中国古代文论

当前,中国古代文论正在进行现代转换,而且大有举步维艰之势。根据德国哲学家J.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并结合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一次思考,或许可以找到新的研究图景。     

新世纪之初古代文论研究的思考

本文总结２０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注重基础文献和不断追求理论进步的两大传统;探讨传统文论发展在２０世纪里“再生”模式的衰竭和“嫁接”模式的生新,把２０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纳入到中国文论自古至今的发展流程中去,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思考了传统文论的转换和“再生”动力的激活。     

体系的假面——姚永朴从《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的转变及其接受

姚永朴两本文字颇有雷同的著作《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法》,其出版相距不过四年,但学术声名却一隐一显。学人多以"体系、结构、组织"之善为由褒奖《文学研究法》,也因此消解了《国文学》的成就。而笔者经过对这两本著作的细读、剖析和比较,反倒以为《文学研究法》"体系"之建构并不成功;相反,《国文学》表面松散的撰述方式却别有内在理路,更能扬永朴之长而避其短。学界忽视两书之内情,径以表面之"体系"、"结构"为衡量,这一现象实际上折射出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著述观对中国学术产生的深层影响和制约。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双向认识;对小说文体的新认识和理论范式革新.从其影响来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其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工具论的极端化;造成了文学创作中文体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古典小说认识的偏狭.对其贡献与影响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论和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     

看似寻常最奇崛——读吴家荣先生《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

吴家荣先生的《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立足中国文化、以中西古今沟通互证观照比较之法,从"古文论仍是当代文论建设的可贵资源"、"'左联'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面旗帜"到对"现实主义"的正确界定,追求中国当代文论自身话语和体系的构建.     

古文论体系研究的学术理念──从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谈起

本文结合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学术理念,探讨了当代古文论研究及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和困惑。认为三卷本《体系》中现象通观、原典新释、深度直觉、创造激活的学术理念对当代古文论研究与体系探索很有开示意义。     

汉字性质及发展规律探析——兼评有关反对汉字改革的错误观点

汉字作为字形、字音和字义的结合体,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简化和拼音化的发展道路。文章在探讨汉字本质及其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对关于汉字学习和改革的＂新说＂提出了质疑,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和更多的讨论。     

“文学审美特征论”批评

本文认为以"文学审美反映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为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应景性的主张,既与事实无关也经不起理性和逻辑的推敲。这些主张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中权威性的观点,对于执教者和学生已经制造和正在制造着无穷无尽的困惑和苦恼,批评它、否弃它,是文艺理论领域内的当务之急。     

世界文学理论史建构的新突破——评曹顺庆教授主编的《中外文论史》

曹顺庆教授主编的《中外文论史》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世界各国文论从滥觞到19世纪时期的发展概貌,其所凸显的总体性、世界性、差异性特色与创新,堪称世界文学理论史建构的新突破。《中外文论史》对世界性“总体文学理论”建构的尝试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突破,以及对异质文论比较“差异性”思维方式的强调,既符合当今世界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全球化的要求和趋势,也为中外文论之间的对话、汇通及其文论新质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诗学空间。      

现代认知论语言习得观及问题探究

本文在现代认知论的语言习得观简要综述和讨论的基础上,对外语学习双元结构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描述,并较为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了二语/二语习得、双语/双语习得、外语/外语学习等相关系列问题。笔者明确指出:母语的人文社会因素和固有的文化属性,对外语学习过程所施加的作用和影响,是外语学习策略研究有别于母语习得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在教学中应受到充分关注和重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扭摆舞”——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的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已经有86年的历史,史著已先后出版了150余部,对其研究的专著也出现了3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左"派文学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鲜明的"冷战"背景,对王著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善了王著的"左派"倾向,给了鸳蝴派作家作品的新的认识和评价,然提出的"两个翅膀论"却令人遗憾地矫枉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