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侦查模式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当前的侦查模式是“混合式”侦查模式,偏向于职权主义,带有“侦查任意性”倾向,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缺欠。改革侦查模式,避免冤假错案,侦查模式下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本文选取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题,立足于本土司法资源,旨在源头上规范侦查措施,弥补立法空白,重点在于增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变,使“混合式”侦查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我国司法鉴定证据规则的缺失及完善建议 ——基于呼格吉勒图案的反思

基于呼格吉勒图刑事错案的反思,揭示出我国司法鉴定证据规则在证明逻辑主线、鉴定权利保护、鉴定标准体系、质证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缺失。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对诉讼法的先天依附性,使得鉴定证据规则的设计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和诉讼程序色彩,忽视了对司法鉴定证明运行过程的关注。因此,应严格区分侦查程序中的鉴定和作为定案证据的鉴定,完善鉴定证据能力规则,强化对鉴定证据准入资格的司法证明,从而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论监听作为取证手段的法律问题

监听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监听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对监听不加任何限制的采用又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大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我国虽然在侦查实践中对监听措施经常采用,但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在证据效力上对其正确定位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侦查措施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我国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对于我国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学界一直存在存废之争。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可以督促侦查工作、防范冤假错案,有其独立的程序价值。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成因复杂。我国应该保留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同时通过完善立法、建立均衡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克服其现有缺陷,使其充分发挥出罪功能,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容评价及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能减少刑讯逼供,有利于侦查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效保障人权,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我国从1998年至今逐步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配套的司法解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确立律师在场帮助权,将非法视听资料纳入非法证据范畴,慎重适用可补正规则,确立当事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被驳回的上诉权。     

监察办案与审查起诉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后,如何对接监察办案程序是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监察法》实施和《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一审稿、二审稿）的先后发布,对监察办案与侦查、起诉、审判之间的程序衔接提供了依据和新的解决思路。但就调查与侦查的关系,留置的属性及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运用等方面,仍存在权力界限不清、性质不明等问题,亟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谈沉默权的几个主要问题

沉默权制度作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和人权保障标准,其内容包括被告知权、律师帮助权、保持沉默权、不因行使沉默权而导致不利后果权、供述自愿权;其实质是反对自我归罪权;其理论基础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和无罪推定原则;其价值取向是追求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二者之间的平衡.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在于抑制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完善刑诉制度,履行国际义务.要确立沉默权制度,必须转变观念,规定自白排除法则,完善配套制度,在侦查阶段废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但沉默权不是绝对的,它有可能导致放纵真正罪犯的结果,因此,必须对它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以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的司法审查为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刑事审前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及执行,刑事审前程序包括刑事侦查程序和刑事起诉程序.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对侦查措施的事前审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的立法及实践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发展的进程,体现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水平.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和2012年两次重大修改之后,虽然其他相关制度和程序均有显著修改、完善,但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变化却十分有限.深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问题,除了加强、完善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还需要研究增加关于涉案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司法审查.     

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

"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制度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当注意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思考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进入刑事司法阶段后,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是很有必要的,而形式和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现实可行。但是,由于两种证据的转换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导致现行证据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通过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等措施,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有效衔接。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实现律师辩护职能的制度性障碍

分析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履行辩护职能时的种种制度性障碍,为今后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具体的事实论证。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思考

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对于维护诉讼公正、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便于司法人员具体实践操作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和不足以及刑事证据制度完善三个方面来看,要完善我国当前的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宪法为根据,打击与保护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重新构建刑事证据法典,建立规范的证据规则和设定证明标准。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反思与重构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实证调查重庆市渝东南片区检察机关的相关工作情况,可以发现当下的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程序不够规范,羁押入所和讯问、询问场所规定不够完善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侦查措施不够完善,职侦与公诉部门衔接不足,侦查取证技能有待提升,取证过程和证据审查缺乏有效监督等制度缺失.检察机关应当完善原有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努力做到从源头预防非法取证,提升办案质量.     

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司法适用问题

刑罚执行阶段也属于"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不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主体.妨害的只是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证据的,不构成该罪.威胁、引诱被害人改变陈述的,不构成该罪.改变后的证言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不构成犯罪.故此,该罪名的设置不具有必要性.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六大质疑之消解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起诉以及审判各阶段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使得刑事和解法制化。尽管如此,我国学者对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充满质疑,包括侦查机关对事实调查的懈怠、对裁决理性和中立的怀疑、腐败滋生的可能、犯罪预防效果下降、司法效率的降低、公众满意度不高等六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问题进行辩证思考,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行贡献力量。     

侦查中的辩护:缺失与建构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依法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刑事制度的确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辩护权大有可为,但要注意三大现实问题。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动向及隐忧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一个较为明晰的总体思路,即确立型事诉讼法的现代化方向,推广司法改革的成果以及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协调。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并增设了特别程序。但是,其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刑事辩护环境的营造上,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度上,特殊侦查程序的有效制约上和庭审方式的改革上,还留给了我们很多思考。     

我国刑事错案侦查程序的特点

在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生与侦查程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基于遏制刑事错案发生之目的,对刑事错案的侦查程序进行研究成为必要。在厘定刑事错案范畴的前提下,确定选取研究对象的标准以及范围,以30起刑事错案为样本。以侦查程序为视角,通过对选取的样本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讲与侦查理念相关,并通过侦查制度以及违法侦查行为予以表现。因此遏制刑事错案的关键在于转变侦查理念,改革完善侦查制度,规范侦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