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的门槛条件:一个内生技术进步解释

按照广为流行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我国目前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不过这一概念还需要理论上的澄清。把资本积累外部性引入经典索洛模型，通过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作用机理。论文构建ARIMA模型，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人均产出和资本正外部性程度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机制下资本存量投入始终表现为经济正外部性，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显著。而要想打破“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均衡状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超过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门槛，经济才可能向收敛于高收入水平方向运动。研究表明，通过更好地发挥资本积累外部性作用，有希望在未来五年或稍长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及其阶段特征——兼评“中等收入陷阱”之说

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主要集中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即世界银行所划分的标准中1005美元前后。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4000-6000美元容易成为部分国家向上攀升的一个"门槛"。但是,经济增长的"门槛"更容易在低收入阶段出现,除少数国家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入高收入阶段是因为经历太长的低收入阶段,或者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太晚。从学理上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     

跨越中等收入的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理论与实证

一国或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需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成为理论共识,但对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的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以基于技术效率思想的两化融合刻画数字经济,构建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在低收入低融合和高收入高融合情形下,两化融合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中等收入中融合情形下,两化融合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增长动能会出现结构失灵现象.本文基于55个国家或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显示存在这种动能结构失灵现象.据此,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制的"技术效率转轨"假说,并构建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理论,认为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需要从以信息化带动路径为主的技术效率转变为工业化促进路径与信息化带动路径并行的技术效率,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并举、应用性创新与探索性创新互补的复合式创新战略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研究为数字经济动能转换、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对中国的警示意义

在世界经济史上,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常会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即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社会动荡不安.墨西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拉美国家中具有典型性.然而,东亚的一些国家却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现代政府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富裕国家之列.当前,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应该以拉美特别是墨西哥为镜鉴,合理吸收东亚日本等国家的优秀经验,未雨绸缪,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收入占比视角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分析

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开始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同时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通过对1952—2013年相关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高且逐年下降,这无疑会对我国居民消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并形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基于知识经济和新常态的考虑,提出了提升劳动收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建议。     

怎样认识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有其实证依据,并有警示作用,应从发展风险预警的意义上来把握这一概念。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社会发展滞后,而这又与收入分配不公密切相关。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重要战略是构建完善合理协调的收入分配格局,其重点之一是改善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配和生存发展状况。     

苏南现代化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与化解路径——无锡的探索与思考

从数据看,苏南地区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收入区段上限阶段.然而,这并不表明苏南地区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苏南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还有着明显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为此,苏南地区要在总结自身探索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长期战略,把加强自主创新作为关键环节,把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新增长极,把维护社会公平作为基础保障,把推进全面改革作为根本动力,走出一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苏南现代化发展之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重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对策。     

转换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 393美元,标志着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所处不同发展阶段将要求着相应的发展战略也作出调整,以适应新阶段最优增长路径的要求。以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路径两阶段理论为依据,并进一步划分次级发展阶段与收入阶段相对应,可以凸显不同发展阶段对于核心增长动力要求的变化。目前,摆在中国经济前行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赶超,并须转换原有的以模仿为主要形式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来推进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并配合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提升产业结构、恢复以往被向下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等措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探究

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该经济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乏力、人均GDP增长缓慢。有的经济体之所以在较长时间内未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本原因就是未能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结构和国家宏观的政策措施。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4 446.7美元,依据世界银行标准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拉美等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以及东亚部分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参考性建议。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

"十二五"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关键词。"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核心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也要为2025年左右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奠定发展基础。根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识别出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挑战,即全要素生产率挑战、城镇化挑战、生态环境挑战、被动依附型挑战和不平等挑战。而实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成功应对上述五大挑战的战略指引和基本途径,是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特别强调,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避免政治上犯"颠覆性错误",构筑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条件。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及路径选择

中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经济得到重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腐败多发、社会不稳、产业结构升级难和经济发展滞缓等,使中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风险。因此,在剖析可能阻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路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稳步推进城镇化;建立廉洁高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止官僚主义作风和调整产业结构等。     

中国面对的收入差距现实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停滞与收入分配恶化之间具有互为因果和互相强化的关系,可能导致一些曾经高速增长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遭遇经济增长减速,应该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综合官方发布以及研究者调查得出的数据来考察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可以发现,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而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再分配环节进行调整。深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     

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提升路径

中国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其消费潜力,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优化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的现实需要;中等收入群体虽处于中等收入行列,但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受到不利冲击后容易“掉档”,从而变为低收入群体,即“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发现：在各类标准下,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平均接近1/2;从空间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多分布于西部、中南地区;从经济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特征是低财产收入、低转移收入和高经营收入、高医疗保健支出;同时,指出偏低的文化水平、过重的儿童抚养负担和医疗费用是诱发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正确处理“稳中”与“扩中”的关系,围绕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等措施,以城市落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为重点,逐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性。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现状、挑战与对策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利用国家统计局“个体还原”数据,使用经地区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的中等收入标准,测度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存在“数量增加、质量较低、空间分布不均”的特征,即2002-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明显提升,但是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聚集在中等收入门槛下限,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向下滑落风险较高,且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十四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人口结构调整、技术加速迭代、抗风险能力下降等挑战,建议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区域协调战略和“扩中提质”策略、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重点施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质量。     

俄罗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路径——基于比较优势动态的视角

从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争论的探讨出发,找出其核心实质,指出俄罗斯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紧接着从产业升级和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视角找到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路径——依托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是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为俄罗斯指明了方向。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一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几乎同步,即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实质性增长。根据其成因,可将中等收入陷阱分为动力不足型、需求不足型、人口政策型和封闭型4种类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使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生产力发展经历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等收入陷阱与乡村振兴存在互动影响的辩证关系:中等收入陷阱会引发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动力不足、农村产业发展受阻、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生活富裕等战略的实现将极大助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应不断增强乡村吸引力,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激发农村劳动力教育投资动力,降低教育投资成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