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中国未来经济新动能培育

数据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中的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包括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部分,具有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基本特征。通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的理论逻辑,对数字经济的衡量与测算进行总结归纳;基于现有研究提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进一步提出以发展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的路径。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加快数字产业的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换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 393美元,标志着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所处不同发展阶段将要求着相应的发展战略也作出调整,以适应新阶段最优增长路径的要求。以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路径两阶段理论为依据,并进一步划分次级发展阶段与收入阶段相对应,可以凸显不同发展阶段对于核心增长动力要求的变化。目前,摆在中国经济前行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赶超,并须转换原有的以模仿为主要形式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来推进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并配合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提升产业结构、恢复以往被向下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等措施。     

各国经济增长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收入水平提高一系列新挑战,因此,围绕“中等收入陷阱”和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路径和各阶段特征的分析,界定了“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主要特征,通过大量国别的例证,考察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出现“增长减缓”的根源。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探究

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该经济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乏力、人均GDP增长缓慢。有的经济体之所以在较长时间内未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本原因就是未能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结构和国家宏观的政策措施。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4 446.7美元,依据世界银行标准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拉美等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以及东亚部分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参考性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及其阶段特征——兼评“中等收入陷阱”之说

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主要集中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即世界银行所划分的标准中1005美元前后。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4000-6000美元容易成为部分国家向上攀升的一个"门槛"。但是,经济增长的"门槛"更容易在低收入阶段出现,除少数国家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入高收入阶段是因为经历太长的低收入阶段,或者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太晚。从学理上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与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采用增长阶段转换的框架,分析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后的增长动能与配套改革问题。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增长率,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当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另一个重要发展目标;着眼于实现这一目标,讨论了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绿色发展等增长新动能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最后强调有效发掘这些新动能,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加快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范式与关键举措

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技术范式主要有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但这些范式普遍是愿景性的,认为推动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数字经济持续繁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纽带,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加强数字技术在传统企业中的应用,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强调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在产业层面,需要加强跨区域、跨行业的数字化共享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关键技术支撑,打造重点转型模式;在企业层面,需要探索"数字化—生态化—协同化"演化路径,以及确立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转型路线图;进而从构建有高度的数字化战略,选择具体的业务切入口,探索建设数字化平台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涵特征、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既是乡村产业发展动能转换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涵可分为数字化转型、价值链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三个层次,其所包含的六大主要产业具有不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特征。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重驱动理论机制,分析了有为政府制度顶层设计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市场资源配置优化和调节作用有效发挥、有力社会发展理念转变和数字普惠协同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外驱动力。以此提出有为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有效市场技术创新和需求导向,有力社会环境营造和人才培育等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简论门户及其与门神、门画之关系

门神观念是我国传统民俗观念之一,其产生与早期人们对门户的认识与理解相关。门户不仅是建筑实体,且具有多重社会文化意义,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出于装点、神秘化门户的需要,门画这种艺术形式得以出现并传承至今,成为当代一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从师道尊严到师生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受到了无情冲击。在商业化社会中,如何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应是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