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

通过对库价、京解与帑银这三大盐课银分配去向的分析，可发现以下四点：在明代财政体制从实物向白银货币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开中法的实施形态从在边纳粮、在司支盐演变为在边纳粮、在司支银；伴随在司纳银制的实施，晚明还出现了在部纳银的新规制；户部为了追求白银收入，加强了对盐商的管控，边商、纲纪商人和纲商的身份皆呈现出劳役性的特点；晚明两浙为保障盐课收入而强制商人登记以获取专卖权的纲纪制度，是明清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      

论明代开中盐法的转变——以叶淇盐法改革为例

始兴于明初的开中盐法，至明中叶时，其已存在的盐商守支等弊端严重阻碍了自身的正常运行，甚至几于瘫痪。经弘治五年叶淇变法，使中盐方式由以纳粮等实物为主转向以纳银为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守支问题，推动了开中盐法的转型，更好的适应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皇庄对内务府的货币供应

清代内务府拥有数量众多的皇庄,从中获取了大量的货币收益。根据其来源不同,可分为皇庄出产物品变价银、皇庄出产物品折价银、纳银庄交纳银。三者之中,折价银和纳银庄的交纳银都是地租银,二者所占比重较大。这些货币收入在内务府财政体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未起到关键作用,这是内务府支出日趋庞大的结果,更是封建地租的特性决定的。     

“煮盐”、“煎盐”考辨

由于不谙古代制盐法,人们往往将"煎盐"与"煮盐"混为一谈.事实上,它们是我国古代先后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制盐法."煮盐"是指用深腹容器煮沸取自海边滩涂下或盐井里的卤水并加凝固物来结晶成盐,商周已见."煎盐"则指提取柴灰或碱土中的卤水,用浅而阔的盘熬干以制取盐,这一专称唐代始见.     

南宋广南的钞盐法

南宋建炎四年钞盐法在广南广东路肇端,绍兴二年,广西也开始实行钞盐法。至绍兴八年,两广钞盐额进一步扩大。然自乾道四年起,广西的钞盐法,先后三次被废罢并改行官般官卖,且自第三次废罢后不再复行。本文分四个阶段考述二路之钞法,并分析广西钞盐法多故的主、客观原因。认为客观原因乃广西条件差,主观原因是南宋政府在广南推行这一盐法中,采取诸多不切实际的作法。     

清代东三省盐务述略

清代东北盐庄分内务府盐庄与户部盐庄。内务府盐庄专供内务府用盐,盐田由盐丁承领,庄头向滩户收盐;户部盐庄租分为庄头租与盐丁租。清末,东三省盐庄归东三省盐务局接管。     

贞元四年以前户部钱考

贞元四年以前户部钱考何汝泉唐朝后期的户部钱，是由户部司、户部使司相继掌管的一部分国家经费，在支撑国家机器运转中曾起过重要作用。户部钱与户部使的设置以及度支、盐运、户部三头财政管体制的形成，都有密切的关系￣［１］。户部钱的设置，《旧唐书·德宗纪》、《唐...     

论明清海盐产区赈济制度的建设

明清海盐产区较农业区域遭遇更多的灾害袭击,但海盐产区赈济制度建设却显得较农业区域落后,不过也呈现出逐渐制度化的倾向.在制度化之前,明前期,曾采行过免征当年或拖欠的盐课、折纳绢或布、在他场煎盐补课等办法;明中后期,则多由盐运使动用运司库内余银、工本银、挑河银、余盐银、赃罚银等赈济灾灶,偶尔直接让他场代办盐课;清前期,政府已采取补赈办法补偿灾民,或由他场代纳,或由灶民输谷备灾,或动用盐义仓米麦赈济,最后走向了"照民田则例".     

宋代三司使与户部尚书之比较

宋代三司使作为中央理财机构——三司的最高首脑,有“计相”之称,成为皇帝以下主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在北宋财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户部尚书取代三司使主管财政,但是,户部尚书无论是职权范围,还是在中枢的地位,都已不能和昔日之三司使同日而语。     

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

榷盐法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它创立于汉武帝时期,在唐代有较大的发展。榷盐是通过国家干预盐的生产和销售而实现的,它涉及到国家、盐户、盐商三者的关系。关于唐代的盐户,已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从国家的盐政管理与盐商两个角度,对唐代榷盐法作进一步的探讨,并试图纠正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     

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

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在繁荣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以传统四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抬升,甚至有超越士之地位的趋向,这一现象在扬州尤然。通过考察明清扬州盐商与士人之间的身份互动,盐商对文人群体的礼遇资助,以及盐商在扬州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盐商群体扮演的“左贾而右儒”的儒商角色,以及宋代迄清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和儒家价值体系嬗变的一般趋势。     

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完善于唐代。宋代的土贡亦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代土贡分为"常贡"与"杂贡"两类,"常贡"是其中最具稳定性和典型性的形式。它一般由户部进行管理,以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来征收。土贡的贡物通常是通过官府收购、官办手工业制造、专门贡户生产及强行役使民众制作等途径获得,转运使负责在每年年底前运送到京城,太府寺负责其入库及支用。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论清末的官运局

官运局作为清末盐政运销体系中的重要机构,学界对之缺乏深入研究。官运局是省一级的盐政机构,其机构设置以全省盐务总局为中心扩散至地方,采取官运商销模式管理盐政。其设立酝酿于山东,光绪三年正式成立于四川,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管理整顿之下颇有成效。光绪三十四年起东北吉林、黑龙江两省办理盐务官运。吉林采取官运商销之法,黑龙江则商销与官销并行。其他省区也有官运设局办理之法。官运局对清末盐政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百姓食盐供应、增加赋税收入和疏通河运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如捐局林立、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等弊端。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

明代甘南藏区聚居着众多的番族，他们多次入京朝贡，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稳定，还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促进了汉藏间的文化交流和甘南藏、汉文化的发展，因此朝贡对甘南藏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助军”

在分析以“盐课”满足“军国急需”由来已久、而两淮的盐赋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论述了清代在两淮盐政中征收助军费用的形式、具体做法及激励措施,最后剖析了征（加）收助军费用对淮盐产销带来的消极影响。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