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重庆市工业企业为例

在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重庆市企业研发投入效率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视角进一步考察研发效率、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企业研发效率的下降主要受到技术变化率的影响;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强度、资金投入规模均对重庆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结构中,企业资金、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及试验发展对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重庆企业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研发投入规模与企业绩效、企业资金与企业绩效、吸收经费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效应.     

中小型科技企业R＆D投入、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中小型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具有自身的知识密集型、高风险性、创新程度高等特征,其创新与效率明显优于其他大中企业,因此,分析影响中小型科技企业绩效的因素显得至关重要。而R＆D投入、企业规模及其相互关系是影响中小型科技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文章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11年的197家企业为样本,探讨中小型科技企业中企业规模、R＆D投入与中小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强度和企业规模呈现先降后升的近似U型关系;同时研发费用强度对人均销售收入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研发人员强度对于净资产收益率和人均销售收入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进一步说明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对企业绩效没有产生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检验——基于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资本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为此，本文采用了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基本非线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2010年以来资本流动性呈现增强态势。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左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起到暂时的抑制作用；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右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的抑制作用减弱。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均值位于门槛值右侧，长三角区域应采取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机会等措施，提高资本流动性；温州、滁州、安庆等市的储蓄率均值处于门槛值的左侧，这些城市要进一步适当提高储蓄水平，满足更多投资需求，增强资本流动性。长三角城市群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这些结论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基础教育投入不均会扩大城乡消费不平衡吗?——基于多重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教育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教育投入与消费水平变动的研究尚无定论,尤其是缺乏从基础教育投入差异角度,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解释及讨论。基于空间异质性和非线性的双重视角,利用门槛回归技术对我国省域城乡面板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基础教育投入差异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扩大,但这种影响具有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和空间异质门槛效应。进一步对非线性增长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表明:(1)只有当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财富水平差距分别跨越一定门槛时,教育投入均衡化才会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2)在控制了收入差异的影响下,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均表现为明显的U型;在控制了财富差异的影响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N型、N型、倒U型和线性的特征;(3)教育投入对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最优区间,现阶段我国教育投入已处于最优区间内,但是这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下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布的重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基于非参数回归、OLS估计以及Tobit估计的方法研究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股权性质（控股资本类型）、企业年龄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带来显著性影响。文章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大约保持在50%～80%左右更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间应加强技术创新合作以形成研发投资的规模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21年中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Python与文本挖掘方法构建纺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指标,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虽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适度的数字化转型才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发现,在合理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供应链集成度来促进纺织企业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纺织企业和非国有纺织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该结论引导纺织企业“因企制宜”,为纺织企业合理、有序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最优研发强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二项式回归证明了企业绩效与研发强度之间呈倒U型曲线式的相关关系,从而找到了企业的“最优”研发强度;第二部分以该“最优”研发强度为被解释变量,以透明国际发布的CPI指数为解释变量,考察了经济体清廉程度与企业最优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清廉度与企业最优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和研发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效应

基于民族地区2004至2017年数据,测算农业生产力变化并建立以城镇化率和人均可用农地面积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生产力提升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力整体呈稳定提升态势,但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特征较为明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生产力提升呈现以人均可用农地面积为门槛的倒“U”形关系;农业技术效率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效益的主要传导渠道,二者呈现以人均可用农地面积为门槛的带有“释放阈值的倒U形”关系。民族地区需在保障农业技术要素稳定投入的同时,加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持续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提升。     

研发投入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路径分析——引入中介变量:技术效率

研发活动是有风险的,只有成功并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之后,才有可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绩效。本文沿着研发投入———技术效率———财务绩效的技术路径来探索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技术效率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而技术效率又是企业绩效的基础。但是,由于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三者之间并非总是均衡的。为使其良性协调发展,我们沿着研发投入、技术效率、企业绩效三个维度构建出的不同企业类型,深入剖析其异变路径。     

R＆D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业绩的影响

由于R＆D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R＆D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业绩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使用71家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03年一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R＆D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年的R＆D支出和高新技术企业业绩有正向相关性,R＆D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业绩没有滞后影响。我们建议,第一,要加大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第二,要完善高新技术企业体制,增强研发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能力;第三,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应重视技术创新的发展潜力。     

京津冀人力资本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对京津冀人力资本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长短期是正向相关的,且科技创新能力受到R＆D经费投入的正向影响,但R＆D经费投入系数的大小远小于人力资本存量的系数。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产业投资基金与产业结构调整: 机理与路径

21世纪中国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类新型投融资工具,被寄予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厚望。现有文献对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分析相对匮乏,且视角多停留在定性层面,鲜有相应的实证研究。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需通过将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纳入整体的研究框架进行探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首先,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已发挥促进作用;其次,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微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路径被证实,产业投资基金在微观层面对价值创造和研发投入有正影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产业投资基金宏观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显著,产业投资基金虽然在宏观层面上对就业增长有正影响,但通过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仍未完全释放。     

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波动关系的探讨

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文章从资本结构波动的角度来考察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情况,构建资本结构波动模型,利用2003-2012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主板数据为依据,试图揭示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波动负相关;不同产权性质条件下,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波动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融资约束因素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影响都小于民营企业。     

资产规模、营运投入对军工上市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PCA与DEA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文章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我国66家军工上市企业2016年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资产规模、营运投入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企业的经营效率未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准, 与DEA相对有效的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并不能实现企业提高绩效的愿景, 规模过大、资产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军工上市企业应合理控制资产规模和营运投入, 通过提高投入要素使用效率和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以小博大”的效果, 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联盟社会资本、知识管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联盟的概念框架

基于技术创新联盟的特定情境,探讨了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在认知型、关系型和结构型三种联盟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连接作用。研究发现: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均会线性正向影响联盟知识共享,但二者与联盟知识创造均呈倒U型关系;关系型社会资本对联盟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的影响均呈倒U型;联盟成员企业的企业家导向总和会提升联盟社会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对知识创造的正向作用,并减缓三种社会资本过高时对知识创造的负面作用;联盟知识共享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联盟知识创造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为线性正向,二者在联盟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连接作用。     

产业集中度、企业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

基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4年至2008年的数据,考察了产业集中度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以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为内容的企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间的绩效水平也差别较大,且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绩效水平还相对较低。因此,出于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政府一方面应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引导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的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