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的两点思考

如何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结构形式、归责原则,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产品责任法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已日臻完备和成熟,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法律在理论研究上亦取得较大的成就。而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而且对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也不尽完善。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我国《产品质量法》结构形式以及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进行观察研究,指出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欠缺并对我国相关立法提出两点完善建议。     

试析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修改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以违法为归责原则,导致赔偿范围狭窄,检法机关司法解释冲突,影响法制统 一,实施困难,不利于保障人权,为此刑事赔偿应采取结果归责原则,只要存在合法权益遭受司法 权侵害的事实,就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探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对确定侵权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很重要。本文从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TRIPs规定精神和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规定,分析和指出了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刑事赔偿制度的立法缺失

在我们实现法治的进程中 ,作为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国家赔偿法》的出台 ,无疑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刑事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国的刑事赔偿制度在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程序以及国家免责条款的规定上存在很大的缺失。完善刑事赔偿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刑事赔偿制度应成为公民人权的一座保护墙     

合同法的归责原则探讨——兼论我国《合同法》的归责原则

民事归责原则是民法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荚美国家的民商法特别是合同法的归责原则从来就是严格责任原则，而且大陆法国家也有朝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我国的民事立法也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从法理、国外法律的规定、相关判例、国外法学界的论述和相关立法技术的比较来看，结论则截然相反。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以过错责任为基础。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反思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突出地表现在:归责原则严格、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赔偿程序不完善等方面。因此,重构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完善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程序,提高刑事赔偿的标准,扩大刑事赔偿的范围,将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完善、合理的刑事赔偿制度。     

《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某些调整探讨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了国家赔偿的一般条款,体现了国家赔偿法对于归责原则的取向.目前学者们对现行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认识不一,其中"违法归责原则"是主流观点.然而国家赔偿法起源于侵权法,从侵权法的视角看,"违法归责原则"并没有延续传统的侵权法归责原则理论,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归责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值得质疑.     

公平责任的法律性质和定位刍议

公平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无论从法律体系上还是司法实务中,都欠缺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证,虽然侵权责任法中将公平责任置于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章节之下,但通过考察公平责任的沿革和司法实践情况,可以充分反映出其实质只是损害填补的规定,而非归责原则的规定。因为如果将公平责任作为一种归责原则,则明显有损害赔偿社会化的趋势之嫌,司法实务中,对公平责任的扩大适用,混淆了＂个人责任＂、＂公平责任＂等侵权法理的基本原则,往往导致限制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侵害无过错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利于形成有序而理性的各负其责的法治社会化。因而其应该作为损害填补的规定,但是即便公平责任作为分担损失的指导性原则,也不能任意扩大其适用,民事损害风险的最终保障靠的应该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不能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任意单个的民事主体去承担所谓＂社会公平＂的道德义务。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单一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不符合侵权法的内在要求和环境侵权的司法实践.从侵权法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来看,在环境侵权领域应是同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该文从传统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理论入手,立足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分析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并对我国的相应归责原则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经济分析

中国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体系是以过错原则为主导,以严格责任为补充的模式。该种模式尚存在一些缺陷。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两种归责原则,确定立法倾向与价值,并提出调整侵权归责原则结构的构思与建议。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涉及罪行法定原则能否得到最终落实。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从内容上包括立法解释的生效时间、溯及力和失效时间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地下钱庄行为的定性与防控——刑法与经济法互动的视角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及其在当代的适用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中国古代刑法中关于亲属之间相互容隐、建立在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最终目标的一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它符合人性,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却为侦查和司法审判带来了一定困难。     

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规制的威慑机理及实现途径

三鹿破产程序裁定的终结导致结石患儿面临零赔偿。当赔偿不能时,刑法规制变得迫切而必要。这是因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失灵问题,而经济处罚不能有效遏制农产品生产者的“道德风险”,所以刑法规制成为防治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的最有力的措施。但是,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规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因此,降低立法成本,遏制犯罪发生;加大执法力度,促进法律实施;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协调机制将成为实现刑法规制的有效途径。     

论刑事政策的二律背反原理

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冲突原理的介绍中,坚持从变革社会的情形出发,坚持辩证法的二律背反原理,坚持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为了引入广义的刑事政治理论约束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空间。归根到底,既要禁止刑事政策超越刑事法律,甚至违背刑事法律直接适用于抗制犯罪的任务,也要考虑到变革社会的情形,以扩大供给为目的,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共同探讨妥当的制度路径。     

罪刑法定视野下犯罪学与刑法学关系的研究

刑事一体化作为一个矛盾综合体 ,其各要素之间地位作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矛盾体的性状。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在刑事一体化这一综合体中是主要矛盾。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的价值所在 ,而犯罪学的研究亦应遵循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在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处理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应以刑法学为基础 ,以犯罪学为先导 ,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数罪并罚原则的若干思考

我国数罪并罚制度中,有一些需要明确的问题。刑法第69条中的"以上"、"以下"不应该包括本数,但它与刑法99条如何协调是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应该采用逐一执行说。数个同种附加刑的并罚,根据各种附加刑的特点综合运用吸收、限制加重、并科说。     

论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兼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完善

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相比,有着许多更为独特之处。例如,该种特殊侵权责任的性质、它所适用的归责原则等等。但这种民法理论上的独特性,并没有能够反映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相反,《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不仅有悖于上述的民法理论,而且立法技术粗糙不堪,给司法适用带来极大的困难。追溯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制度的发展史,参照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例,对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作深入的探讨,可以发现,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无论在实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形式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需加以完善。     

论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根基和属性——一种多视角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刑罚个别化原则有其内在的合理根基它在方法论基础上得益于近代犯罪学对刑法学的推动;在伦理内涵方面体现了人性关怀;在价值追求中实现了公正圆满.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一个量刑原则或刑法原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