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楚简从"心"之字与心性之学

穷尽收集<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册)中的"心"符字,从中择其要者50例,分字形不见于<说文>的从"心"之字、字形见于<说文>而意义不同的从"心"之字以及形扣义同于<说文>而义不行于后世的从"心"之字等三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大量从"心"之字在战国楚简中出现应非偶然,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现象,应当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楚简"心一符字的大量出现应与战国时期盛行的心性之学有某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性之学在战国楚地的流行.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略论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及其成因和意义

以"气"为本的宇宙本体论是张载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北宋道学思潮中新理论建构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环.张载的"气"本体论,较好地处理了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初步为儒家学说建构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形成,既是佛、道二教思想挑战的产物,也是批判汉唐儒学和当时新起种种思想因素的结果.     

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

晚清变法思想之理论根源在于公羊学,其中,康有为通过对公羊学的孔子改制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发展出一套极具现实政治意义的经学理论,从而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经典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公羊学的文质概念的梳理,一方面,由此澄清了儒家固有的关于孔子改制的思想,以及后世学者的一些误解;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康有为对文质概念的阐释实际上赋予了新的内涵,其目的则在为中国指明一个朝着西方新世界的路向,并为这条路向的具体步骤提供合法性的说明。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庄子"悬解"思想稽论

《庄子》"悬解"一词,源自对古老丧葬礼仪及安死精神的概念化提炼.在此基础上,庄子乃借取"悬车"("县舆")作为隐喻意象,来表达"安时处顺"的循道思想及伦理实践原则:一是"情之悬解"——絷束"形名"造成的生死情执,以让生命主体顺行天道之序;二是"帝之悬解"——悬置"形名""有为"政治实施方式,主以"无为""不用"理念来安治天下.要言之,庄子着重提出"悬解"这一思想范畴,乃旨在实现黜形名、尚无为的政治伦理建构.     

汉宋之争与经典解释——以阮元、李翱的"性命"为例

李翱尝试取法佛老,以期在形上的方向上完善思孟的心性论,并由此成为宋学的远源.于是,在汉宋之争中,援佛入儒的李翱受到了阮元的批驳.李翱、阮元虽有共同的话语平台,但由于各自对思孟之心性论的定位不同,以致在解读儒家的性命观时,李翱以"心通"解经而发明"复性"说,阮元则认为应以"事解"注经而申明"节性"说.二人的不同解读,引发了一些关于经典解释的问题.     

"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趋向,并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明代学术思想的这个嬗变历程当中,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唐顺之"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实学思想阐述,在赋予形下意义的"技艺"之形上理论说明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在儒家意识中处于紧张的"德"与"技艺"得到了缓解,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在思想史中的特有意义.然而此后唐顺之的思想又发 生了转向,转向于专注于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探求,从而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走向近代之途中的困境和局限,而这也是唐顺之学术的另一层的思想史意义.     

"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

"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 这不仅是聂双江、罗念庵质疑王龙溪见在良知说的起点,也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实践困境. 双江、念庵立根于"未悟之因地",而龙溪立根于"已悟之果地",其"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自察"等工夫具有非对象化体认维度. 泯合对待、当下呈现、自证自知、自我圆成,这是龙溪与双江、念庵对象化思路的根本差异,也是双江、念庵无法契会龙溪思想精义之所在. 通向这一境地的契机是以"信得及良知"来纯化意识,回返本真. "见在良知"所彰显的"不二"维度,将儒家心性工夫的超越性、主体性意涵发挥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