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阐释——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够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阐释——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够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试析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正义理论。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在于：第一,国家正义概念与个人正义概念都存在问题,而且夸大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对应性,并忽视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之间的矛盾;第二,哲学王统治与国家正义一致的或然性以及哲学王统治本身的内在困难;第三,公共教育和公有制度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维持国家正义。     

正义的历时之维--以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正义不但有共时性维度，而且还有历时性维度。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代际正义主要关注处于不同世代、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是否要讲正义原则。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关于代际正义的争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并不主张直接将其差别原则应用于代际正义问题，而是对代际正义采取了契约论的论证方式。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着很多批判，他后来进行了修正，但是并没有放弃其始终坚守的“当下时间的进入解释”。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及在当代的价值

《理想国》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西方名著，柏拉图以“正义”作为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正义理论包括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他还强调了“人治”的思想。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当前的法治进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追求法治的核心正义价值取向。     

正义城邦和谐社会--论柏拉图《理想国》的和谐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围绕着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柏拉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和谐的社会画卷。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就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和和谐。为了达到社会的统一和谐,实现国家的正义,柏拉图为他所构想的“理想国”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哲学家执政,另一个是整体主义原则。这两个原则构成了柏拉图和谐社会的鲜明特征。     

从分配到承认：空间正义的另一种致思路径

作为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关注的是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公民空间权益分配正义的问题;作为承认正义的空间正义,则是以主体间相互尊重、相互承认为基础的。立足维持空间中内构关系的正义性,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规范空间生产,是现代空间正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要体现基本需求满足的原则、按劳动(贡献) 分配的“应得”原则以及在利益分配中实行“差别原则”;作为承认正义的空间正义,要关注城市化过程中“新市民”的身份承认问题,也要关注人的城市归属感问题,同时要重视“底线承认概念”问题。     

罗尔斯国家正义理论的哲学架构

在罗尔斯的国家理论中,实现正义是核心。为此,他从哲学上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试图论证只有自由民主国家才可能实现国家的正义。而国家正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私矛盾的调和。这样,罗尔斯就在哲学上构思出了“个我之善”与“公共之善”,企图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调和这对矛盾。该文系统地分析了罗尔斯在国家正义上的哲学构思,揭示了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公与私的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因此,罗尔斯要实现的国家正义说到底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     

哈耶克论“社会正义”

哈耶克的正义论是其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西方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通过他所理解的“社会正义”入手,在批判“社会正义”中,提出了他的正义观,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本质。虽然他的正义观并非尽善尽美,但他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基于"人类关系模式"的正义考量--戴维·米勒社会正义理论述评

牛津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从他所谓“人类关系模式”入手,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元主义正义理论。他将人类关系分为三个基本模式:团结性社群、工具性联合体与公民身份。在这三种关系模式中,分别存在着三种对应的社会正义原则: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和平等原则。这些原则一起确定了如何把利益和损失分配给社会成员,实现了这些原则的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宪法正义面相的思想史考察

个人、国家、社会每一个向度都可以成为宪法正义的立足点。宪法应当反映、体现和促进何种向度的正义？借助于宪法思想史的解读可以对此回答,迄今为止在人类有限的智识活动中,存在着宪法正义的三种面相：国家（主义）正义、个人（主义）正义和社会正义。宪法正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国家（政府）及其生活方式之正当性追问的哲学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的现代启示

分析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主要是正义、分工合作、教育和哲学王的思想。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当今社会,重新解读和思考《理想国》中的宝贵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还根据《理想国》中的思想提出了为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的建议性举措：把正义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分工合作应作为国家的组织原则,教育是国家和谐的逻辑前提,哲学王应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承认差异,兼容并蓄,尊重多元化,是构建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全球正义应以国家主权、根本利益和平等权利的保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认清“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救生艇伦理”“地球全体主义”“国际正义”等全球正义理论模式的困境,探求全球正义的实际行动指明了方向。为此,需大力倡导和提升平等生存权利的意识和观念,凝聚正义共识;大力倡导和宣扬国家间平等生存和发展权利意识,强化国家主体正义观念;大力倡导和宣扬包容性发展理念,拓展全球正义内涵;坚持求同存异,互通有无,体现全球正义的根本要求;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抓住全球正义的核心和关键。     

正义与自我利益相悖吗?——以《理想国》中哲人回归洞穴为典例

《理想国》中已走出洞穴的哲人按照“正义”的要求重返“洞穴”是否牺牲了自身的利益，一直是柏拉图伦理学、政治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通常的看法是，哲人如去统治理想城邦，就必须牺牲一定程度的幸福，因为《理想国》规定最有价值、最有益的人类活动是沉思“相”,而哲人在从事“统治”这一实践活动的同时就无法沉思“相”或减少了对“相”的沉思。因此，统治与沉思相悖，这意味着，哲人为了沉思而放弃“正义”的要求会比他遵从“正义”的要求进行统治于己更有利。所以柏拉图关于哲人必须返回洞穴的论证实际上破坏了他对“正义有偿”的辩护。然而，实际上，对“正义”要求的遵循并不意味着对自我利益的放弃：柏拉图一方面强调哲人进行统治是以正义的活动来模仿“相”,而这种模仿“相”的方式在此情况下于爱正义的哲人而言远优于无视政治要求继续以沉思来模仿“相”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正义”同“灵魂正义”一样，都是哲人幸福和自我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哲人在根据“正义”的要求统治理想城邦时不仅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倒维护了自身的利益。     

当代中国初次分配正义原则的建构——基于约翰·罗默分配正义理论的视角

分配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当前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分配正义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过程中实行的原则。当今时代要求把公正具体到初次分配领域,"更加注重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借鉴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约翰.罗默的机会平等、个人努力以及兼顾社会最不利群体的利益等分配正义理念,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体现公平价值取向,就必须践行机会平等原则、应得原则和补偿原则。     

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种正义?——I.M.扬的政治哲学探究

作为曾活跃于“后罗尔斯时代”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I.M.扬的政治哲学始终围绕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多元时代的正义挑战。在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论等资源的批判与借鉴中,其正义理论经历了从阶级的去中心化到经济正义的去中心化,从身份政治的去中心化到民族国家框架的超越。于批判反思中,其政治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投射到对现代社会结构性不正义的揭示和论证以及对规范的正义概念的探求和表述上,尤其是对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始终贯穿于其整个正义理论的批判、建构与设计之中。      

"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试论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向度

“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是有着不同正义指向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伴随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一些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再思考的产物。其主旨在于构建人和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关心的是荒野、湿地、国家公园和濒危物种的安全。后者则是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蓝领工人阶级等弱势环境群体为追求环境平等权益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正义运动,关注的是“小微环境”也即人们“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地方免遭环境不正义行为的侵害。用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观照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指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型国家之一,印度同样面临着生态恶化的巨大挑战,但由此催生的本土环境运动却呈现出别样的旨趣和特征。这体现在它既不能等同于生态正义,也不能被简单划归于环境正义,毋宁说是二者的奇妙混合体。对印度环境运动正义向度的考察有助于甄别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和生态建设。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从自由到平等——论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

罗尔斯通过对“无知的面纱”和“原初状态”的设计,最终推出了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通过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原初状态”及其两个正义原则的分析,指出了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政治哲学从自由问题向平等问题转换,对于政治哲学在自由的基础上解决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