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诸葛亮读书方法看汉末思想走向

古文经学在荆州官学成为正宗学术,实为两汉今古文论争成果之延续.诸葛亮客居荆州,师承名儒宋衷、司马徽,深得古学精髓,继体前贤举大义、尚博通之风格,读书治学“观其大略”,饱览坟典,遂至儒道法兼融而成就大才.“务于精熟”的今学传统治学方式已然落伍,注定徒劳无功.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三顾茅庐”新探

刘备何以三顾茅庐?难道仅因诸葛亮有“逸群之才”吗?不,“三顾茅庐”的发生,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只要分析一下当时荆襄地区的各方政治力量,就可看出,先主“三枉驾以见孔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诸葛亮在荆襄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出身于官宦世家。原籍琅邪阳都,因“遭汉末扰乱”,不得不漂泊荆州,成为“躬耕陇亩”的“飘然一侨居客”。诸葛亮到了荆州南阳地区后,就投靠了襄阳地方豪强,并与荆州统治集团中的各派上层人物都有联系,成为在荆州具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重要人物。首先,诸葛亮定居南阳邓县以后,就通过联姻的手段,投靠了庞德公为首的襄阳地方势力。     

读《三国演义》二题

(一)谈诸葛亮失荆州 荆州为什么丢失?这似乎不成其为问题。是关羽不遵诸葛亮的大计,骄傲自负,终于丢了荆州,历来都是这么看的。连民间都有“关公大意失荆州”的说法,可见已是定论。 荆州之失,关羽确实罪责难逃,但细究起来,似乎诸葛亮应负更大罪责。诸葛孔明是智慧的化身,无所不明,但荆州之失,正失在孔明不明。 这不是故作怪论惊人,试申述鄙见。     

北宋经学论略

北宋经学论略郝明工一、经学复兴何谓经学？当今通常作如下观：由汉代至清代的经世之学，儒家经典的阐释之学，故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且将其归入学术门类。①但是，无论是就经学肇起，还是就经学终结而言，经学在其逐渐发展为经世之学的过程中，也就从统治阶级的伦...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刘备"三顾茅庐"原因再认识

公元 2 0 7年 ,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请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 ,究其不辞劳苦“三顾茅庐”之原因 ,学术界一直普遍认为是刘备慕名而往。笔者认为 ,诸葛亮的才能固然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而更主要的使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则是徙居荆州十余年的诸葛亮 ,靠着原来的家族关系和自己杰出的交际才能 ,已经成为荆州地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而客居荆州的刘备要想立足于此地并有所发展 ,就必须求得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然而 ,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对刘备是“疑其心、阴御之。”[1](卷三十二 )刘备寄人篱下 ,为了避免刘表生疑 ,他不能够公开直接去求得荆州豪门望族的支持。而客居荆州又与荆州地主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诸葛亮就成为刘备沟通与荆州地主集团联系的最理想人选 ,故而刘备才有“三顾茅庐”之举。     

论孙刘联盟的破坏——诸葛亮的失误之一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确定了联吴抗曹、兴复汉室的方针 ,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显示了孙刘联盟的生命力。但荆州的丢失和夷陵的惨败 ,既导致孙刘联盟的破坏 ,又导致诸葛亮偏师北伐的失败。在这点上 ,诸葛亮负有主要责任 ,成为他的严重失误之一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从“兴复汉室”到夺取凉州——诸葛亮“北伐”新论

诸葛亮为“兴复汉室”而进行的北伐，因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悬殊，注定不能成功。诸葛亮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因为北伐的目的，除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低级目标即夺取凉州，借以增大蜀国的疆域和国力。     

从"兴复汉室"到夺取凉州——诸葛亮"北伐"新论

诸葛亮为"兴复汉室"而进行的北伐,因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悬殊,注定不能成功.诸葛亮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因为北伐的目的,除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低级目标即夺取凉州,借以增大蜀国的疆域和国力.     

《三国演义》艺术剪裁的“黄金分割”因素及其根源

《三国演义》中描述诸葛亮和刘蜀集团的文字约占六成 ,而描述曹魏、孙吴和其他集团的文字仅占四成。这种艺术剪裁的“六四开”其实暗含着“黄金分割”法则 ,表现为选材的非对等性。这种非对等性的根源 ,一是作家“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二是人物形象塑造所反映出的美感取向     

诸葛亮北伐目的新论——以多重战略目的及其实现程度为中心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提出刘备跨有荆益后北伐的目的是"成霸业"、"兴汉室"。后来法正建议刘备北伐汉中时提到了包括"尊奖王室"、"蚕食雍、凉"在内的三重目的,这对诸葛亮应会有影响。诸葛亮秉政期间北伐的目的应有三大层次:兴复汉室、推进统一为第一层次;扩大占领区、联络氐羌、搜罗人才、疲敝魏国等为第二层次;以弱示强、以攻为守、凝聚内部等为第三层次。就北伐的成效看,第一层次的目的远未实现,第二层次的目的或多或少有所实现,第三层次的目的大致实现。诸葛亮的北伐就目的来说,与孙权的北伐有明显区别;就后果而言,与姜维的北伐也有重要差异。     

蜀道唐碑所反映的诸葛亮信仰

在满载着诸葛亮丰功伟业的蜀道线上,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大诗人通过武侯祠或者相关历史遗迹,赞颂诸葛功业,抒发人生情怀;蜀道线上武侯祠的修建和唐碑的镌刻,不仅反映了唐代政治对诸葛亮智慧的需求,而且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将诸葛亮推向神坛的壮美历程;蜀道沿线的武侯祠是千百年来传承诸葛亮信仰的圣殿;蜀道唐碑是岿然屹立在中华文化沃土上的诸葛亮信仰丰碑!     

诸葛亮的若干失误启思

诸葛亮才能卓越,为蜀汉政权的建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人们心目中理想智慧的化身。但其后半生中,存在着在荆州局势决策上严重失误、错估大局,不能审时度势,不善培养人才,不善授权任能,赏罚不明,拒纳谏言等九方面的过失,使得蜀汉政权最先灭亡,可见蜀汉政权"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

刘备托孤之言实际上是对诸葛亮的放权与扩权的表现,是授予诸葛亮比李严更大的权力。作为托孤大臣之一的李严淡出政局,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开府治事且领益州牧,整合蜀汉政权多方政治力量,团结、协调政权内部结构关系,凝聚物质力量和精神意志全力兴师北伐,是其集权治蜀的需要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