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东汉安顺之际的汝颍名士

东汉安、顺之际,一直匍匐于外戚、宦官黑暗统治高压下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种新的中青年知识群体正在全国范围内悄悄形成。从政治史看,他们是后来汉末清议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从社会史看,他们是魏晋士族社会的源头;从文化史看,他们则是“自然”思潮的倡导者。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末名士。尽管其活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两位辅政大臣的权力争夺,不仅关乎曹氏、司马氏两姓的兴废,而且关系到儒学世族与寒门势力的升降。故此,两大政治集团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从表面上看,曹爽为首辅,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实际上司马懿赢得了世族阶层的广泛支持,根深蒂固。正始五年前,他们都在积蓄力量,斗争处于潜在状态;正始五年后,曹爽在军事上兴师伐蜀,在政治上“变易旧典”,排挤世族,斗争日趋激化。正始末,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世族阶层由此逐渐全面得势     

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我看司马懿

“司马懿非等闲之辈!”这是孔明对司马懿的评价!大凡读过罗贯中《三国演义》的人都会认为司马懿是个足智多谋,很有主见的军师,也是很少有的几个能与诸葛孔明周旋的人物之一,可与孔明相比则略逊一筹!为什么?因为在诸葛亮设下的空城计面前,司马懿却猜摸不透,不敢攻城,因而错失良机!谬矣!如果你也这么说,我想你只看到了表面,而其实质你却没看懂。其实,仲达此举实为明智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司马懿一生仕途坎坷,空有智谋却不受器重,只是遭到他人的嫉妒和排挤,若非出了诸葛亮,恐怕也不会有人想到司马懿。若没诸葛亮,这位雄才伟略的军师恐怕…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论真德秀的"祈天永命"说

真德秀认为君心关乎天下,为正君心他提出了"祈天永命"说."祈天永命"以"德性"为价值核心,指出有"德性"的君主才能施行"德政",巩固统治的根基.真德秀的"祈天永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寄托着真德秀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司马懿之死

《三国演义》中魏国有位智勇双全的大将司马懿。他怕诸葛亮,又非常羡慕诸葛亮。后来诸葛亮病死了,司马懿非常高兴,因为蜀国再没有他的对手了。有一次,他大举进军,攻下了蜀军阵地,突然在军帐中发现一本兵书,他仔细一看,正是诸葛亮所撰写,司马懿大喜,连说“天     

论"三君"

东汉桓灵之际 ,窦武、刘淑和陈蕃被天下士人尊称为“三君”。在三君中 ,“不畏强御”的陈蕃是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代表 ,是党人集团的政治领袖 ;窦武则以外戚的身份成为政治权力的靠山 ;宗室刘淑则为党人集团精神信仰的依托。以“三君”为领袖的党人集团的形成 ,是延熹二年以后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在皇权已经异化 ,不能代表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以“三君”为代表的党人集团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建构自己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 ,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说党人集团的政治权威在皇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话 ,那么他们所建构的道德权威却远远地超过了皇权 ,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论明初的皇权统治与出版

明代出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巅峰,但事实上明代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明初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版活动陷入了一个低谷,活跃程度和整体态势甚至不及元末,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出版受到皇权专制统治思想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明初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制书出版,对民间出版基本上一致表现为严控与压制,其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化,维护专制统治。另外,明初文人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被皇权集体压制,致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命运悲惨,这也使私人出版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从宏观形态来看,明初的出版事实上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     

诸葛亮形象的伟化与儒化

三国以降,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士大夫阶层与文人墨客不断对诸葛亮形象进行着包装。通过讴歌诸葛亮其人其事、美化其政治素养与伦理道德、重塑完美的仁义新造型、不断追封加冕各种称号等多种方式,最终将诸葛亮改造成儒家圣贤中的极品代言人。诸葛亮形象被伟化、儒化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历代重视的＂宗本之心＂密不可分。     

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因言何以获罪? ———“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因言何以获罪？获何罪？如何处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定罪处刑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隋唐之前,对文字狱的处罚,罪名不一;“十恶”定型之后,主要以“大不敬”处罚;明清时期,由于“大不敬”条文的变化,使得“谋大逆”取代“大不敬”成为处罚文字狱最主要的罪名.通过对“谋大逆”的发展源流、内涵等的仔细辨析,我们发现,恰恰是“谋大逆”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方便了统治者在文字狱认定及其处罚上的任意所为.最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清代文字狱也并非全部是按照“谋大逆”定罪处刑,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谋大逆”为首的罪名群,为了加强治理效果,也往往会使用杖毙等法外之刑.     

宦官首领的压抑型人格及其行为特征

(一)奉迎谄媚:宦官的生存之道和晋升阶梯 凡是存在着专制制度和专横统治的地方,在权势阶层的周围必定会出现一圈出卖灵魂、颠倒黑白、自贬人格、专事奉迎的人群。在等级森严的深宫后院中,下层宦官必须善解人意,伶俐乖巧,想方设法取悦主子,这是他们须臾不可离身的职业技巧,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寄予深切的同情。正如东汉王充所说:“准主而悦,适时而行,无迕逆之隙,则无斥退之患。” 对于那些历尽甘苦、爬上高位的宦官首领来说,奉迎巴结、谄媚讨好则是他们在数十年的侍奉生涯中磨练出来的特殊本领。对皇帝、后妃品性、爱好、习惯等等的透彻了解和百般奉迎,是宦官首领间争宠弄权的最好资本,在和外朝官僚争夺中枢政柄的殊死斗争中,在感情上和实际上争取皇权偏向自己一边,更是他们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唐宋时期屏风装饰与家训体现发微

屏风,在中国装饰史里一直扮演了"客串"的角色,其背后衬托的却是皇权的威仪、士大夫与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当时屏风的兴衰伴随着君民意识政治转绎,是唐宋时期特有的皇权帝训或士大夫家训鉴戒的体现和"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载体。家训,是家(族)中的德高望重的智者垂训后代子嗣为人处世的范本。唐宋屏风与唐宋家训多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载体,同样都以教育臣民或子孙"修身、齐家、治国"为终极目标,两者高度契合,相得益彰,在中国装饰史与家训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