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家物语》中“平家”式表现的成立

"平曲"是指日本镰仓初期兴起的一边弹琵琶一边传唱《平家物语》的音乐形式。《平家物语》的平曲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在其传唱过程中又不乏变革性。通过分析平家物语中"平家"式的表现形式和"传唱"之间的关系,可以利用"平曲"作为素材来探究《平家物语》在文学上的成就问题,从而证明《平家物语》中"平家"式表现的成立。     

移民、他者化与身份认同:电影里再现的上海人

一种文化传统被另一种文化传统所压迫,虽然表层看来是消灭了,实际上却以隐形结构的形式深藏在民间.在新环境中又可以重新得到恢复乃至复活,这种现象可被命名为"近现代传统的复活".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上海的资本主义和城市文化,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压制为隐形结构形式,进入90年代以后才得以复活.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各地掀起了"上海怀旧热",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以前的上海,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而言的.老上海是与安全享用资产阶级空间的欲望相结合,提供给人们一种所谓"改变时间经验,稀释历史性,记忆类似历史感觉的怀旧现象"的"被想象的怀旧".     

唐代乐工歌妓与诗歌传唱

传唱是唐诗向外扩散的重要途径.唐代的乐工歌妓与文人之间默契合作,为诗歌的广泛传唱营造了良好的人际环境.传唱唐诗的乐工歌妓大都是职业化歌手,且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辞乐相配的过程中,乐工歌妓还要进行"二度创作".乐工歌妓的传唱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彰显出唐诗的艺术魅力,促进了唐诗创作的繁荣,使唐诗在题材上趋于大众关怀,在风格上走向通俗化.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报刊、网络、电视等众多的媒体话题,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需凭票购买.其实,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共十二年两个半月,上海猪肉实行"敞开供应"."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为上海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供需平台.至于"集体记忆"的失真和舛误,作为从"民间故事"走向"公共论坛"的"存在",源于记忆建构时史实的假托和价值判断的取舍.     

歌曲文本的性别表意

歌曲比其他艺术门类具有更鲜明的符号性别,歌曲表意流程中的三层主体都在文本上加了性别标记.第一层,是歌词和曲调文本形式的"意图性别",这种符号性别不一定对应于词曲作者的生理性别,作词作曲者经常会代他人立言;第二层是演唱的"赋形性别",歌星的性别赋予歌以显性的性别符号;第三层是歌众传唱时体现的"实践性别",性别意义在传唱中得到"在场的"实现.歌的三层主体都各自留下自己的性别构造痕迹,合起来形成的文本性别形象,却是一个社会文化符号建构.     

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

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最先是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提出来的.1988年到1989年间<上海文论>曾出专刊"重写文学史"进行讨论,此后"重写文学史"这一论题的影响很快超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全球化话语与历史记忆: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近15年来,西语学界在记忆研究方面非常关注全球化背景对记忆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但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和"全球化记忆"以及"全球化的记忆"和"记忆的全球化"等等并非同义的概念范畴。"全球化的话语"意味着共同的问题意识、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相似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困境、和而不同的发展理想等等。在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我们承认"全球化记忆"的合法性。全球化记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创伤记忆,另一种是启蒙记忆。全球化的记忆不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个命题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对全球化的出发点持不同态度。     

中国—东盟"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与时代转译

"海丝文化"是在中国与东盟及亚欧各国海河交流、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应生活年代时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影响的个体与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实践;中国与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史料、书面文字、博物馆考古文物、传统习俗、礼仪、建筑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集体记忆追溯与建构,再现双边在经贸、文化、外交等方面绵延、交流历史的集体记忆,是重现"海丝文化"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等元素特征与时空意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例证;转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新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民心相通、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和谐世界"论: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更是源于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以及对当前国际失序的反应.它是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双赢观的结合,是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柯庆施与上海农业大跃进

3年大跃进期间,上海的工业"跃进"及"技术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声震全国。相比之下,上海的农业发展状况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其实,与工业相比上海的农业"跃进"毫不逊色。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仅极力推动大跃进的发起,而且在上海农村大力实施,上海的农业"跃进"一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由于背离了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恶果。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上海农业损失也十分惨重。但在运动失败后,柯庆施仍极力维护"三面红旗",维护"左"的路线,不愿认错。     

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

隆里所系明初设置在贵州清水江地区众多千户所之一,其余卫所至今已仅存些许历史遗迹,而隆里所却形成了"屯堡文化"现象,何以至此?田野调查资料、民间历史文献与正史史料足资证明,在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中,隆里所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亦借对王昌龄遗迹的筑建和重修,来激励所中子弟参加科考之决心,而科举的成功,更是其身份得以坚持不变的重要动力。自明迄清,因处于王朝国家"华夏"与"四夷"分治的边疆治理理念下,使隆里所人与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人群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边界,其交往策略游离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外,时常保持警惕,坚持着卫所官军后裔的身份而不致变迁。     

蕾代乐工歌妓与诗歌传唱

传唱是唐诗向外扩散的重要途径。唐代的乐工歌妓与文人之间默契合作，为诗歌的广泛传唱营造了良好的人际环境。传唱唐诗的乐工歌妓大都是职业化歌手，且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辞乐相配的过程中，乐工歌妓还要进行“二度创作”。乐工歌妓的传唱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彰显出唐诗的艺术魅力，促进了唐诗创作的繁荣，使唐诗在题材上趋币大众关怀，在风格上走向通伶化。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记忆研究应该超越"建构论"的束缚,致力于寻绎、理解、阐释记忆之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元意义及其互动关系。     

一份关于云南传统村落的调研报告

传统村落亦被称为"民族的记忆"。它是社会的细胞、中国乡土文化的缩影,是我们民族的"根"。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城镇化的推进,那份根深蒂固的"民族记忆"却越来越变得模糊甚至或将慢慢走向消亡。中国的传统村落由于地域性、民族性的差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和彼此不同的村落文化。云南省由于山区、边境、民族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传统村落面对城镇化发展的诉求也极不相同,他们将走向哪里?他们未来的发展会怎样?     

抗战记忆场所融入高校“纲要”实践教学探讨——以湖南文理学院为例

抗战历史记忆场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遗存的重要遗址、遗迹,包括相关文献资料、学者的重要著述以及散落在民间的抗战故事等。将抗战历史记忆场所融入高校"思政课""纲要"实践教学中,对于建构大学生与抗战历史记忆场所之间的情感关系与文化认同,强化"纲要"实践教学对抗战精神认知、认同和践行渠道,不断提升实践教学实效,培养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当代大学生青年人才,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