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言说”的“角色期待”与“角色真实”——张爱玲散文文化意味的复杂性

散文的主体性在郁达夫、林语堂的眼里是"个性"或"性灵",而在张爱玲的散文世界里则是与伦常日用密切关联的"俗"身。在散文中,她对日常生活审美性的把握,对冷暖人生的特别体悟,透出一股结结实实的生活气息。张爱玲的散文是关于生活真实和灵魂真实的记载,展示了多重文化角色冲突、挤兑中的张爱玲的复杂性。被"言说"的角色,反倒被生活的真实角色所消解——这是张爱玲散文创作给我们留下的复杂感喟。张爱玲在她的散文中宣泄其反叛情绪,而这种反叛锋芒莫不在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中被耗散。接连不断的"思想出轨"和最终却还是回归到传统的悖性,构成了张爱玲悲剧的独特性。这也是张爱玲散文在与其小说对读中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流言》到《爱憎表》——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解析

2016年张爱玲最新"遗作"《爱憎表》手稿整理结束,并在台湾和内地相继刊出,这一自传性散文的发表为考察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张爱玲在早年散文集《流言》和晚年散文《爱憎表》中对相同事件有着不同的表述,通过对此现象的研究可以探析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她对死亡的重新思考和对回归家庭之爱的渴望。     

张看人生本相——张爱玲散文论

张爱玲散文对日常生活、冷暖人生有着充分的体悟,并且能够超越平凡生活的层面,拥有独特的精神品格.通过对张爱玲散文的研究,从边缘性、民间性以及都市性等三种全新的视角进行分析,并挖掘出她的散文审美特性,从而把握张爱玲散文的整体风貌.     

孤独的姿态——管窥张爱玲“流言体”散文

张爱玲的散文独具魅力,被誉为"流言体"。在20世纪40年代"低气压"时期的上海,张爱玲的散文以其耽溺于个人情感的展现和世俗小市民的纵情描绘,不追逐时代共振声音的洪流,而成为一种异质话语。她对世俗生活的审视有着孤独者的姿态,世俗的声音是这孤独姿态的面具。张爱玲散文中蕴含着家国情结和曲高和寡的苍凉,两岸三地均有传人。     

悲哀是一种美妙的快感--评石评梅、萧红、张爱玲的散文

石评梅、萧红、张爱玲的散文都表现出一种悲哀的色彩,展示了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但是,由于各自经历、心态的差异,她们的这种悲剧性体验的具体内涵又有差别,石评梅主要表现为爱的苦闷和迷惘,萧红的悲哀更具世俗化、民族情绪化的特点,张爱玲的悲哀则来源于人性的丑恶和世纪末情调.石评梅的散文属于抑郁美,萧红的散文属于悲壮美,张爱玲的散文属于苍凉美.     

苏青散文简论

苏青(1913—1982)是40年代上海文坛的一位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张爱玲和苏青都不为研究者所注意.新时期以来,张爱玲的作品逐渐为评论界与广大读者所承认,然而,苏青其人其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较为陌生的.其实,苏青的散文与小说都颇为可观,至少不在张爱玲之下.本文拟谈谈她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苏青散文所触及之处,很大一部分是平凡琐碎的市民女性的生活.举凡恋爱、结婚、离婚、生男育女,都出现于苏青笔下.在这片比较狭窄的园地里,苏青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她的思路开阔,从纵向的祖辈、母辈和己辈到横向的中产阶级妇女、下层劳动妇女,她都涉及到了.这样,就使得题材有一定的广度与较强的现实感.     

乐听市声心如水──张爱玲散文创作简论

张爱玲的散文一反传统知识分子对脱俗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走向世俗，以一种执着的现世精神来肯定人生。同时，她为自己散文定下的审美高度又使她超越了对俗美层次的展示与认同，成为她与一般描写生活情趣、走向世俗的作家的根本分界。张爱玲的散文以其内容与艺术上的独特个性为现代散文吟唱了一首华美别致的乐章。     

琐细生活的女性言说--张爱玲苏青散文比较论

张爱玲与苏青的散文都是一种对琐细生活的描述,从中倾注了对世俗人情人性的关怀,而对女性的解剖尤其独到;二人的散文体式具有“私语”的特征,其中张爱玲十分机巧地采取多种“反常规”策略来组织文章,而苏青则实话实说,直白坦率。     

试论苏青作品的独特性

文章着重研究的是苏青小说和散文方面的创作,在整个阐述过程中试图建立以张爱玲为主的参照体系,从而论述了苏青作品独特的题材、主题与风格．     

轻灵·率真·情趣——张爱玲散文的审美探究

张爱玲的散文有一种情趣美,于世俗中追求美的情趣,表现出率真、轻灵和闲适.她的散文充满了情趣和机智;精妙的语言和丰富的知识,映衬着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她用天才和智慧,营造了一篇篇充满活力的美文,体现了现代散文的审美趣味.张爱玲的作品一直受到人们的审美观照,正是因为其透露出的信息显现着超越时空的美感,使过去和现代在审美趣味上得到了统一.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

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此倾向的形成,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性的批判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通常情形,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渡“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穿梭——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时间模式分析

叙事时间是叙述者或作者用以表达情感和主题的有力方式．张爱玲在小说中表现了较强的时间意识。通过对其文本呈现出来的叙述时间奥秘的解读．以小说的叙事时间为切入点，努力挖掘小说文本中叙述时间运行模式及其意义．分析时间和虚无及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别具意义。     

“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作品的叙事分析

只从题材的角度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浅尝辄止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如果转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观察,则会发现张爱玲讲述的其实是女性与男性关系的故事,并在二元对立的故事结构之下,隐藏着一个关于女性再生的神话,构成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的作品揭示出,在生存勇气、智慧与创造文明方面,女性高于男人,从而显现出女性的巨大人性之光。突破题材限制,进入故事结构层面对张爱玲的故事进行叙事分析,是打开了其作品的第一层意义。进而突破到故事下的故事,看到那个现象的再生的故事是如何影响与制约着张爱玲的叙事活动的,方打开了其作品更深一层的意义。     

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角色与现代的想象

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西化的男性角色是亲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上海人"对现代的想象。张爱玲利用"上海人的观点"颠覆了"五四"文人的现代观,然后又以颓废的现代观消解了"上海人"的现代观,最后以"蹦蹦戏花旦"的传统形象反拨了西方的颓废的现代观。而对现代观的逐步消解和传统"花旦"形象的建构则是通过西化背景的男人与传统背景的女人之间的故事逻辑来完成的。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

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母亲形象总是被赋予浓郁的阴性色调。《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的蜜秋儿太太从女儿的婚姻悲剧中寻求心理补偿,《金锁记》更是把母亲的变态推向了极致。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自有其原因:独特的家庭背景播下了敌视父母的种子;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使她有机会接触中外文学中的负面母亲形象,《红楼梦》里的王夫人更使她在性格刻画上获得认同。张爱玲以尖刻的笔触刻画出另类母亲形象,极为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幽暗处的真实与导致母性扭曲变态的多重原因,给人以震悚的审丑效应。     

通俗小说中的自我意识与读者意识——以张爱玲小说《多少恨》为例

文章结合创作心理学与叙事学理论，选取小说《多少恨》作为个案，探讨小说中作者的自我意识与读者意识，从而深层次地剖析影响其小说叙事效果的因素。小说《多少恨》中，张爱玲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与难以压抑的“自我意识”，作家“自我意识”的叙述颠覆了其最初宣称的“通俗小说”的许诺。     

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的现代性

通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与《封锁》的解读,可以见出张爱玲小说的奇幻表现。张氏小说从“妇人性”的独特视角建构“她者”叙述空间,质询“真”的价值标准,不仅揭示了现代人异化和疏离的生存状态,更表现了“时代的梦魇”,蕴涵着她对理性及文明的质疑。无论在修辞、主题还是在叙述结构层面,《传奇》与“唐传奇”都有着亲密的“互文性”,如将“唐传奇”因果报应、枕中乾坤等“俗套”织入《传奇》的奇幻叙事,使《传奇》文本更具深厚的文化“底子”,由是造成张氏小说雅俗共赏的奇观。     

蹙眉打量残缺的人生——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视之,张爱玲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具有明显的流散文学特质。身处异国他乡的张爱玲,一如既往地蹙眉打量残缺人生,她以故人旧事为题材,把回忆和虚构组织进了作品,表现了人们面对富贵尊荣时摆脱身份危机、重建自尊的强烈诉求,其叙述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流散文学”作家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方面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