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议”之关系述论

由于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美政颇多的一位难得贤君,且距明世宗称帝之际为时不远,所以群臣在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一边倒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地思念孝宗美政之情。张璁等人议礼时对反对者极为愤恨,对反对世宗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等丑诋之词,但这绝非杨廷和等大臣对张璁等异议者有所打压所能彻底造成的。"大礼议"毫无疑问既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也确实有这两种解释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

嘉靖之世,明世宗刚愎自用、果于刑辱,长期厌恶言官、拒纳谏言。在嘉靖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言官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谏阻和抗争,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正色立朝的浩然正气。然而,由于世宗对正直的言官大加摧抑,至嘉靖朝中后期,言官队伍发生了严重分化,言路风习日渐沉寂,标志着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不断加深,明代言官制度的缺陷也尽显无遗。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璁与大礼议——大礼议新解

大礼议是影响明代政治走向的重要事件,将大礼议仅仅理解为争论兴献王的尊号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大礼议的核心是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问题,即对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在大礼议中,新科进士张璁以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合理解读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维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世宗继位的实情而强迫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开创了嘉隆万改革的新局面。     

君子小人辨:传统政治人格与君主政治

“君子”、“小人”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政治认识之一。这种认识既与等级制度相关联,又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具体身份的限定,上升为一种极富特色的政治人格理论。关于政治人格的界说,目前尚无定论。简言之,政治人格指的是政治人(角色)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道德特质、政治功能、惯常行为模式等等。君子小人人格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选择倾向,对君子小人的人格认同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行为,进而又关系到君主政治的巩固和加强。本文即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在 儒家 政治 背景 下 ，孔 庙祀 典作 为 学术 与 道统 的象 征，它 操纵 于国 家，充 当了 润饰 政治 和 教化 臣 民的 精神工 具 。明 代孔 庙 祀典 承继 了 历史 的积 淀 ，洪武 以 后孔 庙 祀典 不断 上升 ，目 的 是借 孔 子之 道厉 行“教化 ”。嘉 靖九年 ，明世 宗缘 于 大 礼议 之际 士 儒以 道 统”对 抗君 权 ，屡 次 反对 礼制 改革 ，故而 世 宗通 过降 杀 孔庙 祀典 ，打 “ ” “击士 气 ，显现 君 权。     

孔子“小人”价值观述论

<正> “小人”价值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从经济、伦理和政治等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诸前辈与同好。(一)“小人”——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逸周书·文传篇引夏箴》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这是关于从事农业的“小人”的经济地位的较早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即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国语·齐语》及《管子·小匡》等典籍均并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但此时的“士”在经济地位上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一个等级,不属于“小人”范畴;而农、工、商则     

高拱“尽反阶政”浅析

徐阶于嘉隆之交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着手革除嘉靖后期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遗留下的诸多弊病,即隆庆新政。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力行改革,重新评价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改判方士王金等,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现象学语境中的一种阅读尝试

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不同的生存地位:君子指位尊者(士大夫),小人指位卑者(平民);第二,不同的生存状态:君子指本真的生存状态,小人指非本真的生存状态;第三,不同的生存追求:君子指追求“道”的人,小人指追求“利”的人。而且,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解释“君子”和“小人”,可以揭示出现代汉语中君子、小人含义的现成化、单一化趋势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因。     

先秦诸子“君子”与“小人”之价值取向

“君子”与“小人”是先秦诸子笔下频繁使用的一组对举概念。通过对这组概念语义内涵及其所处文本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君子”与“小人”概念在先秦诸子笔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先秦时代社会文化中流行的一组概念,也是诸子针砭社会、评品人生所共同尊奉的价值圭臬。在这种针砭与评品之中,“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学上的意义。     

《明世宗实录》官职考误

正《明世宗实录》凡566卷,起正德十六年四月,讫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始修于隆庆元年四月,由徐阶任总裁。神宗即位,改命张居正等续修。万历五年八月修成。是书记载了嘉靖一朝的诏敕、律令、礼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是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此段历史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并且该书也得到了后世史家极高的评价。清代学者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认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论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

君子与小人之辨是王船山道德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船山从根本上延续了儒家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价值立场,认为君子与小人之别乃"质"之差异,是由内在的精神气质迥异而造成的根本差别,而不是表面文章使然。与此同时,船山对二者关系从人生志趣、中庸之道、慎独精神以及敬畏感等层面的不同进行了具体分判,并将这种关系寄寓于历史中进行品评。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色彩,却也潜在着"刚性"划分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

金代女真在学习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它的政治文化尤为引人注目。在汉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以金朝为正统、以南宋和高丽为夷狄的政治观。在金朝前期,女真人实际上是站在“夷”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夷之辨”的。世宗、章宗时期,金朝是站在“华”的角度上来对“华夷之辨”加以引申和利用的,申明自己已是典章文物繁盛的堂堂华夏“正统”王朝了。到了章宗、宣宗时代,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将南宋贬入“闰”位。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胆地宣称自己是“华”,大胆地追求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金朝统治阶级未超出以“华夷之辨”理论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范畴,只能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     

孔子“君子”、“小人”概念探析

“君子”和“小人”是儒家经典中的一对重要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广影响,“君子”和“小人”的概念至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被应用。如“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不记小人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见利忘义的小人”等等。然而现有各种哲学史的著作都没有就这一对概念作专门论述,各种哲学词典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也没有“君子”和“小人”的条目。本文拟对孔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比较全面准确地弄清孔子“君子”和“小人”这对概念的含义。一、“君子”关注的是“义”,‘小人”关注的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