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教育与培训消费研究

在对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综述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现阶段的特征,尝试着把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结婚生育期、子女成长期、子女离巢期、空巢期、鳏寡寓居期五个阶段。在结婚生育期,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偏低,不重视婴幼儿教育。在子女成长期,农村家庭对子女成长中教育要求低,方法不当,教育消费支出不足。从结婚生育期到空巢期,农村职业技术培训发展缓慢,轻视培训,职业技术培训动力不足。鳏寡寓居期,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为此,农村居民家庭需要提高妇女教育水平,注重胎教与儿童早期教育,重视对子女教育消费与家庭成员培训水平,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实现教育与培训消费效益在家庭生命周期内最大化。     

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食品消费研究

依据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现阶段的特征,尝试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进行阶段划分.研究各阶段农户对食品消费的需求特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实现食品消费效益在家庭生命周期内最大化.     

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3D打印机系统设计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国际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国家贫困标准衡量农村居民贫困,社会资本均具有减贫效应;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而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解释机制显示,社会资本可通过影响农村家庭非农就业,进而缓解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因此,在解决农村居民贫困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资本与非农就业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居民的脱贫。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城学生流动导致农村家庭的有酬劳动参与率下降7.75%,并未显著影响有酬劳动时间,并导致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11.28%。（2）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结果是由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调整产生的,市场劳动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增加有酬劳动时间,家庭劳动主要承担者则倾向于退出市场部门劳动或以陪读为目的进入城市地区参与非农劳动。（3）在不同就读阶段、流动范围和代际结构情境下,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基于此,从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农村陪读家长就业扶持、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帮扶三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消费水平?——基于我国家庭结构、消费类别和居住区域的实证研究

社会成员的消费活动主要是由家庭所控制和实施。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相关数据并运用模糊二元对比决策方法研究发现,在家庭结构、消费类别、居住区域不同的条件下,教育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不同。第一,从家庭结构看,夫妇核心家庭总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明显;其中,家庭总消费受到女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大;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的总消费受到孩子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显著,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弱。第二,从消费类别看,家庭消费中家用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最大,出行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最小。第三,从居住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家庭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相当,较西部家庭更为明显;东中部地区家庭家用消费、教育培训消费、旅游探亲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特别明显,西部地区家庭的食品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社区应加强对家庭消费知识的宣传,学校应进一步重视消费教育,国家应加强对西部教育的投入以增强教育对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     

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黑龙江佳木斯地区为例

采用对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南县和桦川县305户农户2009年全年水稻种植投入产出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运用Logit模型对固定生产投资可能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信贷水平、农户对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对固定生产性投资有显著影响;是否发生灾害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运用Tobit模型对生产性资金投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信贷水平和家庭住房价值、农户对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是否发生灾害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在模型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水稻种植户增加固定生产性投资和增加生产性资金投入的合理建议:提高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提高水稻种植的规模化程度;努力提高水稻种植户的教育水平;确保水稻种植户能够及时获得生产性资金贷款。     

中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识别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综合考察房产财富、房价、预期和未预期房价对不同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对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研究发现：房价或房产财富与年轻家庭消费的正相关性,均显著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房价对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几乎无差异,与三个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均无显著差异;未预期房价仅与年轻家庭消费显著正相关、且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上述发现拒绝财富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的理论预测,支持共同因素效应的预期收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仅房价上涨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未来预期收入增长才是房价和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重要动力。     

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我国超过1/3的家庭负有债务,家庭债务异质性特征明显,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家庭的债务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债务异质性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家庭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效应,负债家庭和无负债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尽相同;城镇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且负债家庭的城乡差异明显高于无负债家庭。另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货币政策对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     

非农职业经历、土地流转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陕西省564户种植业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家庭农场异质性基础上,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模型探究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净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视角下非农职业经历影响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龄农场主非农职业经历对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非农职业经历通过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土地流转期限提高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且土地流转规模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完善具备非农职业经历群体返乡创业激励机制,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生态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并适度推进土地流转规模扩张及土地流转期限长期化,推动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以互联网依赖理论为基础,借助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库,采用STIRPAT模型和Bootstrap链式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依赖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链式中介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直接中介作用。但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互联网依赖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造成消费升级减缓,进而降低碳排放。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应协调处理减排与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关系,推进差异化减排策略,倡导低碳型消费模式。     

家庭资产选择、地区经济特征与居民消费水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非农经营收入与家庭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家庭农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集体决策模型构建理论模型,以家庭农场典型模式来源地湖北武汉、安徽郎溪的普查数据为例,排除家庭收入与劳动供给之间内生性,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5～6.0万元区间的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农业劳动供给有显著负向作用;受在总收入中占比、兼业经营等因素影响,其他区间的非农经营收入影响不显著;在总收入中占比较小的其他收入影响不显著。因此,引导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加强职业农民培训,有助于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经营和自有劳动力供给。     

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7数据,采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采用再中心化均值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的影响及贡献度,并进一步采用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正向的联动效应,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的城乡差距会扩大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建设力度和提高居民学历水平,以释放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城乡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比较研究

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从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家庭较之农村居民家庭在炊事、取暖、热水几个主要用能项目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电力、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而且更加商品化的能源。农村居民家庭已经大量使用液化气和电力等新兴能源,但柴薪（秸秆）、煤炭等传统能源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大。从节能行为来看,城市居民家庭在购买节能设备、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等方面要显著强于农村居民家庭。但是在循环用能方面,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没有显著差异。从节能意识来看,城市居民对节能知识的了解程度、节能宣传的关注意识、自评节能意识和家庭节能规划意识方面都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但是,城乡居民在参与家庭节能减排的意愿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 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家乡县 城为空间场域的就业和城镇化实践的经验调研,从农民家庭生计转型及其分化视角,立足农 民家庭及其主体能动性,考察农民县域城镇化实践对家庭生计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为离农户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空间,促进了城镇化目标的完成;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没 有为“半工半耕”农户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进城农民就业和家庭消费负 担,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纯农户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促进其 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及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也增加了家庭经济的消费负担.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发展应立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原则,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 展,改善农民生计质量.     

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

使用2017年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研数据,采用Mlogit模型研究分析家庭特征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务农、兼业、务工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禀赋中,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在结构制约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务工配置有负向影响,家庭结构中家庭学生数、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总数、家庭赡养负担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公共保障方面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