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廉品质的培养

清廉就是清白廉洁，它是指人的行为品行正派，清正无私，克己奉公，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不行贿受贿，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清廉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质之一。 　　古语常说：“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行道则兴，背道则崩”；“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德不孤者其业昌”；《明史·曹端传》中说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这些千古流传的名言被历代清官奉为座右铭。 　　我们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的…     

“射不主皮”榷诂

《论语》中的“射不主皮”是就“礼射”而言的，“礼射”重在礼乐，而不要求必须射中箭靶子，也不以射中与否定高下，因此，“射不主皮”的“射”不是“比箭”之义。《论语》中“射不主皮”的意义等同于“射不主获”，“射不主中”；“皮”义为靶子，用如动词，是中的、中质、中靶之义，而不是“穿破箭靶子”，译注为“穿破箭靶子”，是不舍适的。     

儒家“慎独”思想的真实含义

儒家的“慎独”不是指个人在独处时其行为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虽然它涵盖了这层意思；也不应该对其进行现代赋值，认为它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慎独”，最根本的含义就是“诚意”，而“诚意”，本文认为主要包括有三个层面的要求。     

预防犯罪应提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严打”力度越来越大，刑罚越来越重，而犯罪率却逐年上升。作者在分析产生这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思路要两步走：一为“严打”与“预防”并重；二为坚持“社会预防为主，刑罚预防为辅”的战略方针，同时变“厉而不严”为“严而不厉”     

荀子“师术”说辩析

荀子称：“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香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关于这段陈述，以往和现今多有注解、惟这些注解大都就字解字。由于忽视从总体上把握这段陈述的语境，所解的有些字义，即使孤立地看来，并无不当，而放置在特殊语境中，不免有失原意，故有辨析的必要。一荀子在议论“师术”之初，首先表示“博习”与此无于，或表示撇开“博习”不议；在就“师术”问题发一通议论后、重申“博习不与焉”。其中“博习”何义？为什么指其与“师术”问题无…     

谈世纪之交我国大陆科幻小说创作的几个主要问题

我国大陆科幻小说创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科”而无“文”或“文”而不“科”；二、商业化写作意识差；三、缺少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四、缺少一支成熟的专业创作队伍。归结这几方面的问题，我国大陆科幻小说创作的发展出路在于转变观念和加强创作队伍的建设。     

看脸色知健康

中国人健康的肤色，应该是红黄隐隐、明润含蓄，明代表“明亮”；润代表“润泽”；含蓄就是“夹有血色”。人在健康状况不佳时，会面露病色。而病色中的白、黄、红、黑、青五色，都对应着不同的身体疾患。     

诗俏禅门原微

在文学家族的所有成员中，唯诗歌与佛禅结缘深长。诗俏禅门原因有三：一是禅家“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的深刻悖论，使其终于找到了“不确语”亦“不诳语”的诗歌，诗歌那种似无指证的含混性，正是禅家旨意得以传达又免除了尴尬的那种“文字”；第二，两者在思维的直觉方式上合乎逻辑地走到了一起，诗家称“费尽心机做不成”，禅家认为“理奥绝思量”，他们都借重于直觉把握世界，诉诸“妙悟”而“不涉理路，不落言銮”；生命传达的诱惑以及为这种诱惑所驱使的生命之实行精神，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浑整的第三教外原因。     

《知北游》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内七篇”基本文体结构和基本义理结构为标准，通过结构辨析推断：郭象版《知北游》前六章，属于原《知北游》完整结构；郭象版《知北游》后六章，为郭象裁剪别篇移入，破坏了文体结构和义理结构。郭象的捣鬼旨在让孔子成为篇末的终极论道者，违背了“内七篇”斥孔之旨。而旧庄学据此孤例，极其荒谬地把郭象版《知北游》推崇为整部《庄子》最佳之篇。     

论齐文化中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在齐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齐文化中，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强烈的祖国统一的意识，如管仲、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和齐宣王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思想；表现为“夜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壮举，如田单复国和王孙贾杀敌；表现为因国家衰败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如管仲、晏婴等人大胆地提出了殉国不殉主、“社稷是养”、“社稷是主”的口号；表现为希望并致力于祖国的繁荣富强     

浅论王粲的人格心态

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建安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人格心态的角度探讨王粲的创作风格，一方面，积极的用世精神和深重的忧患意识使他的诗歌不依傍经典，直抒胸臆，“发愀怆之词”；另一方面，浓重的客寓意识和“躁竞”而举棋不定的政治态度，加之身体先天的不足，共同导致王粲其人其诗的“自伤情多”、“文秀而质赢”，在某种意义上开了太康文学“情多气少”、悲而不壮的先声。     

试论苏轼的辩证诗学思想

苏轼辩证诗学思想的不同构成情况：即A然而B模式，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A而不A’模式，如豪俊而不放诞、奇而不夸、清而不寒；亦A亦B模式，如清雄、清劲、清拔等等。苏轼辩证诗学思想的出现有着哲学、文学以及现实生活等多方面的原因。苏轼辩证诗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江泽民党内和谐思想探究

江泽民形成了独特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在这些执政党建设思想中就有一些属于党内和谐的内容。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意图以党内民主促党内和谐；提出“腐败不除，亡党亡国”，意图清除党内不和谐的诱园；提出“与时俱进”，意图以向前看消除党内不和谐；提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意图构筑党内和谐的基础要件；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意图形成党内和谐的政治氛围。     

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墨子的根本宗旨是谋“百姓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害在于治乱；治乱在人，故须“非命”。治乱的根本乃在于“仁义”与否：祸乱的根源是人们“不仁”而“不相爱”，故呼吁“兼爱”；祸乱的表现是人们“不义”而“交相贼”，故主持正义、诉诸“交利”。当务之急乃是“非攻”，因为当时最大的祸乱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防止攻伐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足够的国力，故须研究治国强国方略；二是充分的守备，故须研究战略战术、军事装备，进而研究科学技术。上述“仁义”价值须有一个形而上的超越者作为终极根据，故须“明鬼”而尊崇“天”之“天志”。“天”的世俗代理人即“墨教”宗教团体；墨教并非为某个特定国家谋利，故须独立于任何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然而墨子关于权能格局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矛盾：他所维护的和平秩序，乃是承认王权衰落之后的“国际”格局，即是多极权能格局，这与神圣代理人的独立性互为条件，此乃墨学在皇权专制时代衰绝而在近代复兴的根本原因；但其“尚同”思想却恰恰与上述多极思维相冲突，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皇权专制的历史趋势的反映。     

论贺铸《东山词》“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

贺铸常将心中之孤苦与“物是人非”意识融为一体进行创作。考察其《东山词》中的相关内容发现，“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有四：“重游故地”的书写，“物”指草木、山河等，而“人”指美人或亲友；“旧屋、故院”的书写，“物”指房屋里的日常用品、庭院中的自然景致，而“人”常指妻子；“老年”的书写，“物”亦指自然之物，而“人”指作者本身；“回顾古人”的书写，“物”泛指某个地点，而“人”则指古人或历史人物。     

“数字化经济”:基本概念、核心技术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为概念，“数字化经济”比“数字经济”更准确，与之相关的一组基本概念是“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即数字化的信息。数字化经济的技术体系包括信息采集、存储、分析、处理、传输和应用等基本环节和方面的技术，每个环节和方面几乎都有核心技术，也有一些是通用于各环节各方面的综合性核心技术。在发展数字化经济过程中，不要把数字化经济理解为是对既有经济体系的取代，其作用只是提升和改造；不必担心数字化经济会“排挤就业”,减少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要避免热衷于造概念、炒概念而不注重实质性进步；要避免技术创新的路径锁定而落入“跟随创新陷阱”,力求另辟技术创新的新路径和“弯道超车”;要避免数字化技术的滥用而落入“智能化陷阱”。     

道德行为约束及其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基本道德准则变化的理由；目前的道德转型主要是道德行为约束机制的转变——禁止型取代倡导型占据主要地位，而根本的道德精神没有改变。因此，“道德重建”是不可取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于丹“心得”的心得——兼评《百家讲坛》及媒介体制

于丹从《论语》中悟出了许多道理——天地人之道是“神于天、圣于地”；心灵之道是“三省吾身”；处世之道是“不抱怨社会不公，不抱怨处世艰难”；君子之道是“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     

当代中国民间宗教活动的某些特点——以河北、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为例

1980年代以来，民间宗教重新在乡村社会活跃起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公开建造庙宇或殿堂；二是随着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复活，一些教派开始整理、印刷自己的经卷。作为教内信徒修习教义思想的读物；三是民营企业家或当地一些村干部跻身民间宗教，并大多成为当家师傅；四是“信而不仰”与“信仰而不归属”。这些充分说明乡村社会至今仍有民间宗教生存与发展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