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限制君权论发微

<正> 王夫之同历代封建思想政治家一样,是尊君、忠君的。他认为只有维系君臣,君民的纲常关系,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久治。天子的权力如果为人所窃取,就会“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盗贼起”;而君臣、君民的关系是上天所决定的,是绝对不能变易的,因为“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如果“人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那么,乱臣贼子就会肆无忌惮,危害国家。     

王夫之法制思想论析

王王夫之通过对历代有关法制的评判以及吸收时代新的法制元素，形成了他既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具有近代因素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政治改革构想和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成受裁”的法治社会理想，从制度层面对如何有效监督君主权力的进行探索：在对待严刑峻法、肉刑等问题上，王夫之的态度与正统的儒家别然有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现的是一种轻刑化的刑法思想：提出了“严以治吏”和“刑尤详于贵”思想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民贵君轻”说解析——与李珺平先生商榷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并非视民为“工具”，而是认为民的价值高于社稷和君主。儒家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即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战国时期，孟子劝说诸侯国君行仁政而“王天下”，故孟子并非“尊天子贬诸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从政治体制上说，它是与民主制相对立的，这是其历史的局限，但不可否认儒家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因此，在民本思想中亦蕴含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在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进程中，传统的民本思想被扬弃：一方面，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被否定；另一方面，其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的思想被继承。理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议边·论赦——王符的民本思想的特色

从周公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以后,民本思想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立君为民”都是民本思想的不同论述。西汉贾谊对民本思想作过系统论述。他说:“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又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王符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说:“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篇》)君不是为自已私利去奴役人民,应该为人民去消灭危害人民的东西。他认为:“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遏利篇》)王符的民本思想与前人相比并无新见,在议边、论赦中论述这种思想却颇有特色。     

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论孟德斯鸠与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

孟德斯鸠和列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制衡 ,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但他们的权力制衡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 ,从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列宁是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出发 ,特别是在他晚年针对苏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党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孟德斯鸠和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之处 ,可以从权力制衡的目的、制约机制、权力制衡的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比较。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兼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贵君轻”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话题，是孟轲由此出发来肯定其核心观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由头。这种“得乎……而为……”句式，潜藏着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本的奥秘。它与“养民”说、“诛一夫”说，与“王道”“仁政”和“与民同忧同乐”主张相表里，贯穿了《孟子》全书。作为口头禅的“民贵君轻”，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盲点。它遮蔽了此话题所有关于“以天子为本”的实质内容。为深入考察，本文分析了孟轲的教育背景、游说对象和心理动机，也追溯了孟轲之前“民为邦本”说、“民为君本”说和所谓的“以民为本”说之源头．指出了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将具有宗法性和皇权主义特征的“民贵君轻”说与具有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做了比较，并说明了根本差异。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风诗新解（九）

风诗新解（九）晏方园有桃“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笺云：“不知我所为歌谣之意者，所谓我于君事骄逸故。”郑玄之意无疑以为“士”是“我”的同位语，“我士”与“我”并无区别。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按照惯例，遇“我”之后跟有名词的，那名词大多为“我”所领有。...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招魂》“像设君室”与楚简帛之“象”

《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唐代贞观朝君臣治国思想略论

唐人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总结了贞观君臣以亡隋为鉴的历史经验 ,被誉为“济世经邦的宝典”,其中“民足君足”论、“民水君舟”论、“创业守成”论、“明君暗君”论等 ,反映了唐代贞观朝君臣治国安民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内圣与外王之间——由“勿之所至”论孔子政治理想的实施途径和方法

对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勿之所至”的“勿”,应理解为人民以农事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并以此为“五至”的逻辑起点,论析了孔子“达于礼乐之源”的政治理想实施的具体途径,同时认为,“勿之所至”所体现的“日将月就”、由微知著的思想方法,是为人君者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桥梁。     

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动因探究

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     

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之突破

在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的背景下,顾炎武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启迪,但更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创造。首先,他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来规定"王政"之本质,虽与传教士宣传的亚里士多德的"王政"理论相通,但在表述上却显示了比传教士更高的概括能力和直探事物本质的理论思维水平。其次,他以"法从人"与"人从法"来规定"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法治理论相通,其依据法治理念提出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更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第三,他特别热衷于论述的"君、臣、民"政治平等观念和权力制衡学说,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政治哲学观念有惊人的相似和对应之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华和对古代典籍作创造性的诠释,阐发与西方政治哲学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并以此建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顾炎武回应西方政治哲学东渐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论《春秋谷梁传》的亲亲之义

<正> 亲亲之道在儒家理论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儒家的所有理论都是围绕此展开的。“在宗法等级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他在血缘上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关系的远近决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就是血缘关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99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稳固,亲亲和尊尊在儒家伦理中的地位,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春秋谷梁传》(下简称《谷梁》)中有所反映。《谷梁》是鼓吹君主“在民上”、“大上”的主导地位的。君既处于“大上”的地位,君道自然高于亲亲之道,这在《谷梁传》中是时可发见的。《谷梁》认为,君处于至尊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