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黄河诗歌的主题嬗变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黄河诗歌具有丰富的内蕴。重新爬梳其间百余首黄河诗歌,可以归纳出四个主题：一是“抗争主题”,黄河诗歌与歌词作为战斗武器,鼓舞战争中受难的人民去抗争;二是“建设主题”,水利等建设热潮促使诗人在政治语境和内心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歌颂时代;三是“生态主题”,黄河下游断流现象引发诗人关注,诗歌反映了自然、社会、精神等生态问题;四是“寻根主题”,黄河寻根诗歌具有认同和弃绝“根”两种向度,前者牵引出“身份”“生命”之根的寻找,后者则试图建构新的“母亲河”形象。这些主题共同展现了黄河诗歌的风貌。     

荒原归客的政治情思——论1980年代昌耀诗歌创作特点

1980年代对于昌耀来说不仅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其诗歌的成熟期。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为这位归来诗人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在感叹命运悲痛的同时,其潜藏在文字底下的政治情思也愈加浓烈,并演化为此一时期其诗歌的创作特点。诗歌对痛苦经历的咀嚼、回味,以及由抒发个体精神苦闷延伸到悲悯人类凄苦宿命的过程,表现出诗人由己及人的生命意识和心忧天下的人文关怀;诗歌对主人公为实现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与屈辱苦难命运作斗争的骁勇气概的表现,体现了诗人与使命感、责任感相关的政治道义担当;从这一时期诗人旧作初发表和旧作再创作之改写、重写情况,可以窥视诗人如何处理自我精神需求和实现政治理想之关系。     

"金陵"意象与古代作家的怀古心态

由历史文化名城到古代诗歌意象,"金陵"从早先的地域概念转化为具有浓郁政治文化色彩的艺术符号。"金陵"意象频繁地出现于古代诗人的怀古作品中,承载着他们沉重的感伤情绪,寄托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     

李白参政失败原因探微

通过对李白安陆干谒、供奉翰林和从王米行动的分析 ,指出了诗人参政之所以失败 ,其主观原因是政治目标过于理想化、缺乏实际政治才干和嗜酒纵疏 ,客观原因则是玄宗后期厌倦朝政、沉溺声色、奸相专权及政治日趋黑暗和朝廷不再真正重视人才。     

新诗集序跋与初期新诗诗人的旧体诗观

从倡导“诗体大解放”、主张白话诗，到有意制造新、旧诗对立以提倡新诗，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存在矛盾之处。归根结底，“旧诗”概念本身带有断裂意味，其两层意涵也常被混用，呈现出在概念收紧与放松之间的游移。“五四”以来，新诗集出版一度风行，借助现代传播条件，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评论家、诗人与诗人之间增进对话与互动。新诗诗人们对诗歌情感与读者共鸣的追求，不仅激励他们尽情释放自然的真情，也使其落入对新旧诗体分野与诗人身份认同的迷茫之中。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身份认同是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关键。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四个维度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关注“边缘认同”和“双重认同”的流动者,加强对“城-城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的研究,更多关注主观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加强对身份认同后果的考察。此外,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归纳,提升理论水平。      

“70后”的诗学精神*--评马召平的《梦见老虎》

马召平作为陕西“70后”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创作鲜明的体现了“70后”的诗学精神,即对宏大叙事传统的主动疏离,从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意诗情;诗歌中的乡土描写趋向理想化、浪漫化,成为诗人理想价值的寄托,诗歌中的平民情怀既是诗人乡土经验的重构,同时也是诗人自我认同的体现。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十七年诗歌个人话语的失落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特定的主流话语,十七年诗歌的主流话语便是诗人在创作中对自我的否定与清算,把自己的创作完全融入到政治的认同中。在这种认同中是作为诗的抒情主体个人性的消失,诗歌优美情致的消失。即诗人在对主流话语的认同中是以牺牲诗美作为代价的。诗人的艺术感受力在主导意识形态的浸淫之下不断萎缩,诗的创作不再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的独特创造,个人话语空间被标准化的政治语言所替代。在这种替代中,诗人期望成为称职的国家话语的承担者。     

论作为《诗刊》主编的臧克家

臧克家任《诗刊》主编时,显示出融参政、学术、文学或官员、编辑、诗人三位一体的主体性质和社会角色.笔者从零碎的材料“串联”出的微言大义中发现,在文学权力者“收编”桎梏缝隙中生存的臧克家,并没有分享到决定性的权力,在主持《诗刊》工作时陷入一种身份认同危机.在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的写作和言说都处在权力的阴影之下,他担任《诗刊》主编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复合型主体在诗歌、政治的合力共振中对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正、负效应.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谁永远居住在诗歌的体内——试论：作为生命与生活方式的女性诗歌写作

诗是女性的。作为“女性元素”的“母性”、“自恋”、“潜意识”、“感性力量”和“趋于虚无化的生命本真”,都与诗歌的发生机制息息相关。但诗性生命的最高层面应该是超性别的,由此才能触及到人类意识之共同的视点和深度,去浑然而真实地把握这个世界。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女性诗歌写作的本质特性,在于女性诗人能够比男性诗人更为本能地居住在诗歌的体内,将其写作锁定于作为生命与生活方式的所在,消解观念的困扰与功利的张望,取得与男性诗歌写作本源性的差异。从角色到本真,从张扬到沉潜;从刻意寻求人世的广度,到返身再探人性的深度;从倾心历史时间的生存,到认领生命时间的生存——经历三个阶段洗礼的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在重返作为生活与生命方式的写作心理机制,并以“更高的平等和超然”步入新的一个世纪的诗歌进程中,展现出更为广袤而沉着的风格样貌与精神质量。     

身份认知与生命意识的诗意探寻 ———俄尼􀅰牧莎斯加诗集«命运»审美阐释

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书写与他本身的少数民族身份有着紧密的关联?诗人始终将个体经验放置于民族文化背景和 精神之下进行诗的思索与探寻?在长期的创作中不懈探索多元文化的认同、身份认知与生命意识?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诗歌书 写理念?     

社会认同视角下都市边缘人的社会融入困局

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设背景下社会流动的重要主体,务工青年连接着城市和乡村,是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划、人口流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对于务工青年的界定既包括农民工也包括中高学历青年务工人员,笔者将该类人群统称为“都市边缘人”。本文运用扎根理论,以成都市都市边缘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研究方法,通过“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与社会网络”“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职业规划与相关政策”五个维度挖掘该群体的融入状况与所面临的困局。对都市边缘人的现状调查,有助于更好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网络治理,促进都市边缘人从“城市融入”到“城乡共生”的实践探索。     

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

一、翰林院的设置时间翰林院是一个供奉内廷的待诏场所,这种场所在唐初已有,而翰林院名称的出现则在玄宗即位初。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含糊不同,后人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唐初已有翰林院、例如:清代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23案语:“即唐初置翰林院,亦不过内廷供奉之所,并不系于职司”;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第60页;“翰林院,官署名,唐初设置,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供职者称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281页;“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翰林院     

诗性的游记与诗人的成长——重读《恰罗德·哈洛尔德游记》

拜伦在《恰罗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借助诗性的游记这种独特的形式和双重主人公并存的叙事策略,成功地将连续性的时间意识和片断性的空间感知融为一体,把早年对东方的空间想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身体—话语实践,将一次贵族式的大陆旅游变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追寻和精神朝圣之旅。全诗从多个方面反映了诗人在从中心到边缘、现代到中古的旅行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时空感知模式从水平移动到垂直提升的过程,显示了旅行—写作这种独特的身体—话语实践在建构诗人的主体意识,促进诗人人格成长中发挥的独特功能。     

文化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探究

文化公民身份问题是一种试图通过建立沟通性社会而设置的论题,它通过解构文化中存在的主体与客体建构的中心—边缘结构,消解二元结构所产生的不平等文化对人们生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通过纳入“他者”视角,从文化的主体间性形成的平等关系,寻找认同和承认的政治空间,从而重塑新型共同体。审视文化公民身份认同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的作用,为公民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呈现一种新的转机和希望,并为解决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遭遇的环境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粮食短缺和核危机等难题指明出路。     

论翰林诗歌的抒情艺术

翰林的诗歌具有明显的抒情特色,这是由其内在的诗人气质决定的。翰林作品的抒情方式主要有营造意象、巧用修辞、直抒胸臆等三种,其抒情动机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对情操的坚守及对理想的追求。因此,可以将翰林的诗歌归为"生命写作"。     

“远方”的祖国景观——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当代汉语诗歌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汉语写作者都曾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意需求,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化入汉语诗歌写作中。实际上,这一贯穿当代诗歌史的现象,暗含了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密码,以及“主流”文化革新过程中被疏忽的力量。在我们已有的新诗史视野中,汉语诗歌从自我创造走向政治身份之间的道路上,有一重关系常常被忽视：即当代汉语诗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汲取。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来应对“他者”的眼光。这种交互关系,无疑是透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维度。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属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在“文化热”的讨论中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多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初以降少数民族文学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在不断前行,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发展中历经了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启蒙、被解放到文化自觉,整体上呈现出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萌发、文化身份的“遮蔽”再到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三大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