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的融合和发展

王阳明对儒学的融合主要是对先秦圣贤和宋明理学家的融合,王阳明对他们在心性论、境界论及工夫论等方面所含的哲理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孔颜乐处"心解--宋明之际一段儒释"心性"通辨

"孔颜乐处"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儒学话题.宋明之际,理学家受禅宗影响和启迪,不仅把它作为接引学人的一则公案,并由此体悟心性,发明儒学大义.孔孟之学的局限是因为"言约而旨微",汉宋儒家对其经典的解释,不仅不能得其要旨,反而导致学人误入歧途.宋明思想家通过"学佛而知儒",由此开启出宋明心性之学的硕果,对于复兴儒学其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意义应予以充分重视.     

本体在实践中澄明——读丁为祥的《实践与超越》

宋明理学家批评先懦“知人而不知天”，决意开创儒学新局面，这一开创主要体现在对本体的探索上。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

先秦儒学既已蕴含"孔颜乐处"的思想,然其后儒学内部并未深入讨论,周敦颐以其独特的理论探讨和为人风格,使得此一问题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和重要特征。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探讨涉及所乐何处、为何而乐、如何能乐等问题;而其理论来源不仅直接与儒家相关,且与佛道两家也有一定关系;其对宋明理学及理学家的精神追求、生活境界都有很大影响。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儒学的超道德境界探析

儒学追求的人生境界不仅仅止于道德境域,而是超越了道德境域的一种更为宏阔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有一种完美的生活体验,从而达到了一种超然自得、与天地万物上下相融的精神状态。正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人生存状态与宇宙生成模式的整体性解释、对人内心体验的高度注重、赋予一些哲学认知范畴多重性的含义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使得儒学超道德境界的出现有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简论我国古代学者的知性涵养功夫

我国古代学者的知性涵养功夫思想源远流长。先秦儒家的内圣之学率先提出为学须"修己以敬"、"尽心"、"养性"、"虚壹而静"。宋明时期推崇的"圣贤气象"极力追求学者自完其心、自尽其性、"居敬穷理"的内省功夫。唯物论者王充、张载、王夫之等人也对求知治学与主体修养的关系予以极大关注。"知性涵养功夫"既是古代学者竭力追求的人格道德境界,又是当今学者的为学之道。     

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道统论视域下的宋代抑荀思潮

荀子在汉唐时代曾经与孟子并称为"荀孟",但其道统地位在两宋时期受到学者们的怀疑和否定,"抑荀"成为宋代荀学史上的主流思潮。在荀子思想是否与孔子相合的"醇疵之辨"问题上,宋初儒者尚认同韩愈"荀子大醇而小疵"之说,随后兴起的理学家们则认定其"小醇而大疵"。醇疵之辨还是儒学内部的讨论,随着道统体系的完善,学者们对荀子的学派归属也开始产生质疑,荀子人性论被宋儒批评为源自告子杞柳之说,其政治哲学更被朱熹认为是申韩之学。荀子不能进入儒家的道统谱系,还因为他在道德层面不能达到儒家圣贤所应具备的精神境界,在宋儒特别是理学家看来,荀子并不完全具备儒家所努力倡导的圣贤人格。     

论宋明理学的美学意蕴

宋明理学具有向性情逼近的切实需要,从而打开了通向审美感悟之域的路径:理学文本的包容性、活脱性和开放性,使其走向了美学文本;宋明理学关于境界、品格、生生之德的论述具有浓郁的审美情调;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对心与物的讲述,透出了由善而美的意义和韵味;白沙之学与阳明心学乃儒家以"乐"为中心的内圣之学的审美境界.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剩遗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借鉴帕累托的剩遗物思路,以神性剩遗物为线索,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倾向,是本文的核心所在。传统的儒道文化虽有其天道论的遗绪,但却不具有神性剩遗的意味,佛教文化本身以及中国化佛教的代表——禅宗,对神性剩遗物持否定的态度,宋明理学则在此基础上,试图实现其剩遗即非剩遗的创造性发展,也与神性剩遗物的性格不符。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主体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所存在的某些隔阂     

试论禅学思想对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宋明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禅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学在宋明时期复兴、思想体系重构、哲学化和心学化等发展环节的历史考察,探讨了其吸收禅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传统思想学术相互会通的发展演变规律。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

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并最终形成了儒道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儒道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战国和宋明两次高潮,在宋明以后的儒释道三家并立互补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互补实居于更基础的地位。早期的儒道互补是真正的双向互补,后来由于儒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儒道互补事实上主要是以道补儒,具体的内容则有两端──补儒学之缺和补儒学之偏。儒道互补使中国的文化结构趋于自我完善,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趋于完整和艺术化,在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离开了儒道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