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婺州文人群体之构成及其形成之地域文化背景

婺州文人群体是形成于宋末,历经元代、迄于明初的地域性文人群体,这个文人群体人数众多,影响巨大,使婺州几乎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这是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试图对这一区域文人群体之构成及其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作一具体的分析和描述,以期人们对这一地域文人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从《元诗选》看元代组诗的创作

元代是组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元代初年,民族交融的加剧,诗人们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凄风苦雨,组诗或写丧乱现实,或抒乡关之思,或感遗民之恨,或显田园之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遗民心态".进入中期,社会环境出现了承平的气象,文人唱和的风气活跃,使得组诗主题向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转变.到了后期,社会危机严重,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之下,讽喻时政,关注民瘼,成为组诗创作的主旋律.在形式上,"自和"形式的出现,七言体代替五言体成为主流,竹枝词、纪行体、题画诗的盛于文坛等,共构了元代组诗异于前代的新识.     

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元”的构成与明清戏曲“宗元”观念

<正>"宗元"即指在明清戏曲创作和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以元代戏曲为宗尚的尊体意识与皈依心态,亦有"尚元""崇元""尊元""趋元""佞元""遵北"等提法。基本表现方式是以元曲为宗尚、为圭臬,并与"去元""抑元""黜元"等相反相成,交相为用,主要功效是促进了明清戏曲的文本创作和文体繁荣,影响和制约着古典戏曲的理论建构和发展走向,并最终确立了以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为代表的元曲在明清时期的文学史地位。     

从女性形象的塑造看元杂剧对其唐传奇蓝本的改变

元杂剧同其唐传奇蓝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表现之一是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具有了独立品格和理想色彩.她们一改唐传奇中卑微软弱的形象,变得富于主见,在爱情追求上更加主动和大胆;同时,她们被塑造成落魄书生的红颜知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给生活困窘、价值失落的书生以支持,成为落魄文人的精神补偿和灵魂慰藉.元代社会同唐代相比,在统治政策、社会观念、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造成元代士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导致他们创作心态和创作视角较唐传奇作家有很大不同,加之较为开放的社会习俗,因此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同其唐传奇蓝本中的同名形象产生了重大差异.     

试论清初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以清初"江左三大家"为例

清初,文人贰臣们在仕清后内心多有愧疚之情,这种心态在士风甚盛的南方的贰臣文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江左三大家"为例,清初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有三种呈现方式:龚鼎孳结交士林,救人之困;钱谦益从事秘密反清,寓故国于诗文;吴伟业无情剖析,以罪孽心态自我灵魂拷问.好名徇利是他们临危变节的重要原因.考察三者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初时代变迁与政治道德伦理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医学发展的黄金阶段——论蒙元时期的医学教育

中国传统医学渊源流长,到了元代更出现了医学发展的黄金阶段,这期间的医学教育在中国古代医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元朝政府对医学教育的重视,医家社会地位的提高。本文通过对元代官方医学教育和民间医学教育的研究,初步呈现元代医学教育的整体面貌。     

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官员“礼上往来”的法律规制为例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而我国诸多贪官常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腐败交易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礼上往来”的概念予以辨析与矫正,在解析官员礼上往来行为走向性质的基础上,梳理和借鉴美国规制官员收送礼品行为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对官员礼上往来行为的法律规制,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厘清人情与腐败的界线,从而达致更为有效治理腐败的目的.     

元四家:文人山水的崛起

正由蒙古族统治的元代,虽然时间短暂,且并不重视汉族文化,却在艺术上留下了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位山水大师将文人笔墨与意趣发扬到极致,被后世尊为"元四家"。     

反礼教的形象画卷—《金瓶梅》裸露人欲的思想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一文中指出:“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的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他给评估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界定的“价值的尺度”,虽不算全面,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却是正确的,以这个“价值的尺度”去论评,《金瓶梅》以“寄意于时俗”之旨,“曲尽人间丑态”之内容,充分裸露人欲(食欲、美欲、利欲、性欲)为主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整体地勾画出异彩纷呈,新姿争艳,蕴含着历史发展轨迹与时代精神特点的反封建礼教的形象画卷,在晚明时期兴起的以“人”和“人学”为内容的文学新思潮中居于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书中以毫无节制的食欲狂求、越礼逾制的美欲追求、无度无耻的性欲渲泄、触处皆是的利欲横流等情节,使勃勃生机的人欲精灵在字里行间中躁动,从而揭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受到新思潮、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挑战而走向式微,从“人”的解放为目标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勃发而生。     

生命本体的诗意接近--论中国文人的舟居情结

舟的独特品性使它深入历代文人的心灵世界,成了负载人类情感与理想的心灵之舟,从实用走向审美.舟是中国士人人生政治失意后身心的疗养所,是功成后全身远祸的避难所和保全天性的理想境地.舟不滞于物、从流飘荡的特性是心灵自由的象征,代表了文人的一种自由人格.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文人士子们居于舟,临于水,钓于鱼,向自然界寻求生命的意义,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张扬和对生命本源的关注,表达了强烈的呼唤本性自由的回归意识.     

文人“下海”的苦经

文人下海早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究竟是什么驱使这些“穿长衫”的丢开“斯文”到海里漂泊、沉浮?我们不妨透过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来看看下海文人复杂纷繁的种种心态。     

元杂剧妓女形象与作家的创作心态

元代杂剧中描写妓女的作品颇多.有很多作品反映妓女与士子的婚恋生活、妓女从良的艰辛以及赞颂她们的机智勇敢、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等等.元杂剧对妓女的同情和赞美,较之前代更为客观.这反映了作家特殊的创作心态.     

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创作论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侧重通过女性人格的主体性建构来张扬女权意识,追求性别平等。在这种主体人格的建构当中,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纷纷从扁平走向立体,从单纯走向复杂,由被动走向主动,由欲望对象走向欲望主体,成为有个性、有思想、有追求的与传统女性判然有别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女性解放和女权发展的新景观。     

试析先秦诸子利欲观

利欲问题是先秦诸子论战中的重要论题。儒墨道法等派在此问题上各持已见,莫衷一是。其辩论深度与实在性,正是当时社会变革各种社会集团及个人之间利益相撞击较为深刻的反映。这场辩论虽然距今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然而,重温先秦诸子们在利欲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对进一步深入理解现实中的利欲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一、见利思义“见利思义”是先秦儒家学派的观点。利即利益、功利;义即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一种总的概括。儒家试图利用道德的功能作用来限制人对利益的欲望和追求。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元代大都城南花卉文化的兴起

北京丰台花卉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金、元时期,元代是其蓬勃兴起的重要阶段。在国家统一和城市建设的影响下,大都城南地区别墅众多、文人雅集,带动了花卉种植业的兴起与赏花风尚的形成;永定河主河道的移出,为花卉种植提供了水脉、土壤以及交通等适宜的自然条件。社会变动与环境变迁,共同促进了北京城南部这一特色地域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酒徒类型的演进

饮酒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相当一部分文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从上古到北宋,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人心态不同,饮酒动机、态度自然也就不同,不同的饮酒动机、态度造就了几种有较明显差异的酒徒类型,依时代次序先后为及时行乐型、韬晦自全性、道家境界体验型、迷狂型和儒家境界体验型五种类型。五种类型演进的轨迹甚明,极大地丰富了酒的文化内涵。     

“马”的文化意义新探——重读马致远《耍孩儿&#183;借马》

马致远的《耍孩儿·借马》是元代代言体散曲的优秀之作 ,作者借助嬉笑怒骂的辛辣之笔 ,形象地揭示了元代文人的群体大悲剧。透过表面的诙谐幽默 ,骨子里蕴含着悲愤绝望的冷泪。从元代多重文化语境下重新解读其丰富的思想意蕴 ,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