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化环境监管模式的创建与运行

有效的监管是解决环境危机的良策,科学的监管模式是有效监管的前提。现行环境监管体制不顺、体系僵化、主体庞杂,应当建立一体两翼的环境监管体制模式和刚柔相济、内外结合的环境监管措施模式,即以行政区域监管为主体,以流域监管和局域监管为两翼的环境监管体制模式和集政府监管、协议监管、社会监管、自我监管的优长与互补,形成有机共生的环境监管措施模式。配合该模式的运行,应调整环境监管机构的设置,明确划分区域监管、流域监管、局域监管的职能权责;拓宽社会监管主体环境知情的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监管机制;通过协议监管、自我监管,激发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和化解环境风险的自觉性,降低环境治理成本,提高监管效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私募投资基金的适度监管体制探析

私募投资基金适度监管体制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原则在金融领域的重要体现。基于我国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适度监管"可视为我国从金融抑制向金融约束变迁中的一个缩影,一种"协同监管"和"简约监管"的监管结构,一套由"基金业协会为主、证监会为辅"、"非强制措施为主、强制性措施为辅"、"固有风险为主、管理风险为辅"构成的规范体系。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

为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开展,需要建立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该体系不仅要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需要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而且还要表明各社会责任要素之间的关系。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文化伦理责任和社会公益责任等五个维度和基本责任、中级责任、高级责任三个层次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较好满足了上述要求。五个责任维度较好体现了各利益相关方的需要,而三个层次较好体现了企业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中基本责任是企业生存之根本,中级责任与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高级责任是企业自我裁量责任。促进就业、推动自主创新、推动行业竞争规则的建立、推动诚信商业文化的塑造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首先还是股东责任,保证股东利益是企业承担各种社会责任的基础。     

有机农业: 法律规制与政策扶持

有机农业价值的双重性以及有机农产品外观的不易辨识性决定了对该产业进行立法非常必要。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主要由公权性机构担任认证机构,并且应当采取以结果监管为主、全程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待有机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则应当主要由非公权性机构担任认证机构,并且应当采取以全程监管为主、结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对有机农业进行政策扶持非常必要,我国应当通过财政补贴和市场推广等方式对其进行扶持。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我国环境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从广义上理解,我国环境监管包括统一监督与分部门、分级相结合的行政监管,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监督和政党、社会组织、公众、新闻媒体等组成的非国家监督。但如此庞大的环境行政监管和环境法治监督体系未能根本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因而有必要跳出制度设计本身,引入相关的社会科学前沿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把环境监管放在社会资本的网络关系中研究。从社会资本的网络视角来看,环境监管的困境体现为网络缺失,即网络的封闭性不足和"结构洞"过多、权威关系不足与权威关系过度并存、纵横向网络与强弱关系的结构不尽合理。走出环境监管的困境,需要推动国家法团主义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来优化环境监管的网络关系,发挥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协同作用,以增加环境监管的社会资本投入。     

独立、合作与可问责——探寻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之路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期"以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为主、卫生部门为辅"的食品卫生管理体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卫生部门领导、多部门共同负责"的混合管理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多部门分工负责、统一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认识不断深入,实现了从"食品卫生管理"到"食品安全监管"的转变;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更加科学,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与可问责性受到重视;食品安全监管权的配置逐步完善,从"分段监管"为主转向主要按"品种"划分监管权限;日益强调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重视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治理。     

区块链环境风险的逻辑缘起、规制困境及其制度纾解

区块链技术在迅猛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电子垃圾增长、能源消耗过度和温室效应加剧等环境风险。区块链在法律关系层面普遍呈现出主体难以确定、内容权责复杂、客体配置失序等特性,缘由主要是存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失灵、能源监管制度功能失位、碳排放管理制度有短板等规制困境。为保障区块链行业的有序成长和绿色发展,应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强对区块链参与主体的监管;通过共识协议转型、环境税收和电力政策法规完善,缓解过度竞争关系;建立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性边界,破解资源相对稀缺问题。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思考

在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重的今天，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仍是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根据“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原则，目前我国食品监管采用的是分散式监管模式，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未能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为此，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及其监管经验，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以期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股股东不当定价的监管探析

上市公司并购中控股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操纵定价,造成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损失,而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屡遭失败,暴露了我国并购监管中的实质监管路径错位和诚信义务制度供给缺失等问题。鉴此,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控股股东不当定价监管应遵循程序监管原则,保障并购各方利益平衡;通过建立独立的董事委员会制度、完善股东表决机制、引进估价权救济制度等公司治理措施来强化内部监管;通过合理配置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司法监管三大监管资源,加大并购中的信息披露力度,加强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诚信责任和自我约束机制等监管措施来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从而形成公司内部治理基础之上内外兼治,实现对上市公司并购中控股股东不当定价的有效监管。     

战略监管关系构建与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再造

作为企业,银行必须认真对待风险,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作为特殊企业,外部监管是确保其稳健经营的重要手段。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在博弈过程中,必须在监管目标的指导下,建立战略监管关系,才可以有效地防止监管腐败、提高监管效率,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发展。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构建战略监管关系,并在此框架下对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再造是当前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本文从银行监管的发展、战略监管关系的内涵与构建、战略监管关系下的银行内部监管意识的建立、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与风险管理体系再造等方面展开战略监管关系构建和银行风险     

数字平台经济监管困局与破解路径

当前平台经济面临监管思维滞后、传统监管模式路径依赖以及大国竞争加码等因素带来的多重困局。如何构建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是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需要探索的核心问题。平台经济的监管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结合ESG等新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在制度政策、技术赋能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协同发力,逐步引导国家监管体制与平台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以技术赋能政府实现全流程监管等,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促进平台监管体系与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融合,最终实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碳排放监管下供应链核心企业生产低碳产品的博弈分析

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低碳产品为研究对象,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政府部门、供应链核心企业、消费者三方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三方利益的博弈关系.研究表明:静态博弈比动态博弈更合理,并且政府执法权与监管权的分离,即政府行使执法权、环境NGO行使监管权,形成政府十环境NGO的共同监管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政府与环境NGO的监管效率,消费者参与监督举报的积极性以及供应链核心企业实施低碳减排的可能性.     

论海洋环境的协同监管

由于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必须加强海洋环境的监管。文章在分析我国海洋环境监管的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认为海洋环境的监管必须建立多中心协同监管的体系,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都是监管的主体,只有他们之间形成相互分工、相互补充的协同关系,才能共同维持海洋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职能。     

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主体利益的考量与保障

环境危机已经是世界性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依靠经济法律手段,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项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法律镧度,在国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何将其"本土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效取决于交易主体的利益分配.在排污权交易实践中.交易主体成份复杂、利益多样.应通过法律予以平衡与协调,将影响主体利益的相关因素纳入法律调控范畴,从法律上确认摊污权,合理进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通过环境合同维护各方利益,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保障交易主体利益的合法、公平、最大、长久,从而体现该制度设置的价值.     

论我国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创新——以宁波模式为例

我国公共安全监管体系的创新面临着公共安全边界模糊、社会协同力量和监管机构等主体间职责不清的难题。宁波市结合地方特点,在生产领域创新了以鄞州、慈溪和象山为试点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该模式以生产领域的公共安全提供为要务,设置安全监督的基层机构,给予人员、制度、经费等方面的保障,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尤其是村居等力量,建立了横向和纵向的管理体系。该模式的经验具有推广价值。     

构建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的若干思考

如果信用监管偏缺,信用关系混乱,就会使市场性基础配置资源作用受阻,从而影响市场交易成本。为此,必须加强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行业协会自律管理,规范诚信管理检查制度,建立并完善信用评介体系,以促使企业诚实经营,保障社会经济活动健康有序运行。     

生存权保障、会计控制与环境监管

政府将保障广义利益相关者的生存权作为对企业进行环境监管的目标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但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这个监管目标一直是研究的难点。由于会计控制具有基础性与切实性的优势，因此，会计控制是实现生存权保障的最优机制之一。对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会计控制机制设计是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进行构建，通过对生态权益的量化，使之成为企业进行主动环境控制的着力点。另外，会计控制机制还设计了用于政府评价的以生态权益为核心的环境评价体系，使之与企业评价指标对应，共同促进企业的环境控制行为。     

银行监管与战略监管关系构建研究

银行监管在一般监管原则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这主要是源于银行风险的社会经济危害远远大于一般企业。为了防止监管腐败、提高监管效率,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发展,在博弈过程中必须建立战略监管关系。具体地讲,就是必须把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纳入一个系统考虑,综合采用监管的正激励和负激励,寻求系统稳定运行。本文从银行监管的发展、战略监管关系的内涵与构建、战略监管关系下的银行内部监管意识的建立等方面展开银行监管与战略监管关系构建研究。     

论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监管

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健是关系国家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国银行的发展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周边社会信用环境的影响较大,同时银行巨额不良资产、企业信用资源缺失使我国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困难重重。风险监管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为了确保银行业的稳健经营,银行业要做到:加强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按照巴塞尔协议精神实行充足的资本金制度;优化和净化银行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加强对银行业的风险监管。     

论PPP模式中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制

PPP模式的本质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权责均衡。但实践中由于缺乏基础法律架构,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在PPP项目合作中政府角色错位、行政权力滥用、社会资本权益缺乏法律救济等已成为阻碍我国PPP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务之急是厘清政府双重角色,完善政府风险分担机制,规范政府权力合法行使,继而保障PPP模式在我国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