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中国家主义立场的“国家”内涵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法律学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西方和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中,"国家"是奠基性的概念。对于"国家是什么"的理论命题,国家主义者给予了四个方面的回答,即国家是世俗权威的化身、无上权力的归宿、最高利益的代表和驯化公民的牧者。近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与西方迥异,带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色彩。对百年前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有必要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与借鉴,从而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     

闻一多"大江诗歌"文化国家主义的审美及评析

闻一多"大江诗歌"所表现的文化国家主义精神意味,无非是一种弱者图强的精神呐喊.这种呐喊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是属于正义的声音--通过弘扬"华夏文化"来聚拢涣散的国民以抵抗外寇.这种呐喊是慷慨悲愤、催人警醒的,但其也是一种混乱国家弱小族民因极度自爱而导致的文化自恋、自缚,含有一丝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尴尬.这样的尴尬其根源与文化国家主义思想的偏颇性有必然的关联.     

"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

人们一般把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民族主义是这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就"五四"前后的民族主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尤其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转变,即从反满转为反帝,并提出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主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精神,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自由主义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它更具有了现代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归属、忠诚以及团结的强调,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由于在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脱离本国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至于保守主义,在激进的社会形势中以更冷静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深刻地提出自己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并积极地进行实践.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的重视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手段,使之更趋于合理.     

试论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观

王造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是活跃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研究其政治思想———其有关国家的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可以加深了解 2 0世纪 2 0年代到 4 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本文以其早期国家理论中的“新国家主义”观为研究对象。他明确指出 ,他的新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他认为 ,新国家主义是与帝国主义、暴力主义、仇恨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守旧主义及外国化主义相反的 ;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及个人主义相成的。他强调指出 :中国有实行新国家主义的必要。     

简述吴文藻的国家主义观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的奠基者。而早年在留美求学期间,他参加了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并且,他先后发表了《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书目》、《民族与国家》、《马志尼的国家主义及意大利的统一》等重要论著,亦为其国家主义观之结晶。本文旨在通过对吴文藻先生早年参与大江会的活动及早期有关国家主义的论述来透视其国家主义观。     

从辛亥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功用问题，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建立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恰当关系，对于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实在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特定历史时段，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功能具有多样化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民族主义在革命势力中具有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二元论倾向，它对于推翻满清和民元共和建设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民初革命势力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由于过份强调国家和政府的同一，于是堵塞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正确结合的渠道，变态地成了当时流行的“以专制治立宪”的保守主义社会思潮的思想基础之一。民族主义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前提。现代民族主义必须与现代国家主义相结合，具体说来，现代民族主义必须以现代国家为偶像与附着物，现代民族主义的合理运作，必须以现代国家主义的真正实现为条件；现代民族主义的理性超越，必须以现代化的实现为基础。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浅析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的问世为其标志。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是诉诸情感而非理性、政治经济内容空洞、强烈的投机性。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弊远大于利,若其发展到支配地位,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臻成熟,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将趋于缓和和消退。     

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

在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中 ,伴随全球化、全球问题而日益尖锐的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梳理、界定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分别考察了全球主义、国家主义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分析了全球主义凸显的历史必然性和国家主义主导的现实合理性 ,最后提出了把握两者关系的探索性意见 ,即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 ,认为这是人类可能做出的最适宜的理性选择与历史定位     

《浙江潮》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晚清,由于中国救亡图强的现实需要,各种政治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其中民族主义思潮十分突出,浙江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湖》杂志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他们详细论述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重塑国民重铸国魂、大力提倡尚武精神,为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争论的再研究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属于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他们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有过直接的理论争论。其中，列宁是从政治方面来给民族自决下定义，而卢森堡是从经济方面来理解；列宁坚持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实现民族独立的自由，而卢森堡认为民族利益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列宁从批判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来主张民族自决，而卢森堡从批判被压迫民族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来反对民族自决。另外，卢森堡与列宁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卢森堡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民族、民族主义和公民在欧洲

民族自决理论是18世纪欧洲的发明。如1989—1991年的革命和苏联的解体所又一次证明的那样,它对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愈来愈怀疑这个理论所持的逻辑,也对它的反民主的后果感到担扰。本文观察了它关于每个民族均有权利建立一个领土固定的国家之说,认为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总是易于导致民族主义;矛盾的是,民族主义的生长及其反民主的效应,得到了公民们享有民主自由这一事实的支持。那么,既然民主机制有利于民族身份向民族主义的转化,本文便建议放弃民族自决的理论,而以共有的民族身份意识为一种合法的、但有限制的生活形式;这样做于民主最为有利。本文并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当代反对民族自决、主张“后民族的欧洲”的趋势。     

分化与交融: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演变——侧重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取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西方的分裂"以及西方文明弊端的暴露,导致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思想运动的分歧与思想家个体思想取向上的分裂。当时存在着诸多互为矛盾、互相反拨的思想倾向,如西方化与东方化、民主主义与"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等,这些思想倾向既对立交锋,也相互交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两种思想取向,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相交织的,民族主义具有世界视野,世界主义具有家国情怀。梁启超主张"世界主义的国家"、胡适提出"世界的国家主义"、蔡元培希望将"有利于国"与"有利于世界"相结合等世界主义思想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在欧战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也带有浓厚的世界主义色彩,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学理的外部支持、挽救民族危机的开放路径、关注人类命运的救世胸怀。     

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

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价值判断,对闻一多曾经提出的“文化的国家主义”这一思想现象进行重新读解和审视。“文化”的立场反映出闻一多作为一类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殊性,而他对“国家主义”思潮的接受与看取则折射出时代背景加诸于那一代知识群体在生存处境和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本质共性。在“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中,前者的人属性与后者的本质性所构成的精神紧张最终决定着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中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最为丰富 ,也比较复杂。本文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中 ,分析了其思想变化的内在脉络 ,特别指出 ,《新民说》时期梁启超的“群”的理想乃是一个以政治美德为中心、国民信仰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 ,个人与群体、公与私都处于互动的、和谐的关系。梁启超将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理念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 ,代表了一种中国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儒学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确立

中国儒家的伦理规范曾经是日本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国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１８６８———１８７９年,明治资产阶级政权在国民道德教育中排斥了儒学,却难以实现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初衷。１８８０———１８９０年,儒学进入了国民道德教育领域,继之被改造成能与国家主义思想进行合作的儒学,进而通过《教育敕语》确立了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统一方针。儒学具有完整的道德信条,其丰富的理论概念又对国家主义、神国和皇国观念作出了系统的说明,所以它在国民道德教育的统一方针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双向互动

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它蕴藏在每一个现代思潮里。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但是,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达可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     

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研究现状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反对民族压迫,“为联合而分离”是列宁民族自决理论的精髓.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指导了苏联民族联合和国家建构,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影响了国际规则的改写.有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甚至也援引“民族自决”理论.进一步研究列宁民族自决理论的理论来源、内涵、积极意义及其理论局限,可以深化对该理论的理解,深入认识苏联解体和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与该理论之间的关联,更好地探究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政治文化、加强民族团结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略.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浅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民意基础

民族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种,已不再是经典作家所处时代明确反对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所以不能对其全盘否定。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间的紧密联系使它自然地在国家危难时刻体现为爱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则转化为维护民族自尊自信的心理与行为蛰伏。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地区性的紧张则始终围绕在我国周边。民意基础作为社会思潮传播的必备条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却存在着不确定性。面对和平与威胁并存的局面,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民意基础进行探讨则显得十分必要。     

民族自决思想的流变及当代诠释

“民族自决”自诞生以来,作为反对异族压迫和强权政治的产物。对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推进世界非殖民化过程以及奠定现代国际关系基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民族自决一旦引向民族分立、民族分裂,就好比打开潘多拉盒子,许多地方民族冲突骤然加温,一些多民族国家就会面临分裂、瓦解的威胁。在仍受民族主义思潮冲击的今天,面对新世纪、新形势,重新认识民族自决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界定民族自决权在当代的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