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现代生命技术道德合理性限度反思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 ,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 ,追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 ,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 ,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 ,认为当代人类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上帝之死和虚无主义——尼采价值重估的语境和工具

在西方,上帝的存在是以理性、信仰、道德“三位一体”表现出来的。哥白尼、达尔文使信仰的上帝死亡,康德使理性的上帝死亡,而尼采要完成的则是使道德的上帝死亡。这使基督教及其相应道德价值也将死亡,带来虚无主义;同时,也使人类有机会拟定新的价值。“上帝死了”和“虚无主义”是同一命题的两种不同表达式,而“虚无主义”分消极的和积极的。尼采坚持积极的虚无主义,通过否定一切价值和重估一切价值两个环节来创造新的价值。因此,上帝之死构成尼采价值重估的“语境”,而虚无主义则成为他进行价值重估的工具     

诚信的形上设定与制度供给

“为什么应当诚信 ?”是回答“如何才能诚信 ?”的前提 ,即需要首先追究诚信的形而上根据。假如没有形上的“上帝” ,诚信是难以可能的 ,因为设定“上帝”存在是善恶因果律和诚信合理性的内在要求 ,故在个人信念层面应把诚信设为自成目的。为了克服由此带来的“为诚信而诚信”的劝善的无力感 ,实现信念中的“应然”向现实中的“实然”转化 ,在日益“祛魅”的现代社会 ,关键是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可以置换个人信念中“上帝”的替代物。由于诚信特殊的性质与运作过程 ,这只能由具有集体性的社会具体制度来供给。在一个以制度为担保的奖罚有常的环境下 ,个人的诚信德性和社会的诚信局面都是可以造就的。     

“百科全书派”对宗教道德的批判

以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对宗教道德的批判,既有冷静而精辟的说理和详尽的论证,也有满怀激情的怒骂斥责,更有机智尖刻的讽刺嘲笑。这些笔锋犀利,生动活泼,才华横溢的无神论作品,今天对于我们弄清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唤醒人们的宗教迷误仍然是有意义的。 一 基督教道德是基督教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宣称:上帝是道德的立法者和楷模,道德就是上帝规定的,命令人们绝对服从的东西。因此,没有宗教就没有道德。基督教道德集中体现在“十诫”中,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信德”,即要信仰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二)“望德”,即要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轻视现世生活,虔诚地     

道德与宗教

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的根据何在?此乃人生不可回避的一个严重问题。各民族的进化史上大都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道德置于宗教的基础之上,以对神的敬畏作为道德的根据。西方传统主要在“上帝”那里找道德的根据,中国传统主要在“天”(“天理”)那里找道德的根据。本文意在探讨一种“没有宗教的道德”的根据的可能性。作者认为,道德决非可有可无之事,但道德可以不需要主宰人间祸福的“上帝”或“天”作依据。作者结合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主张以“万物一体”作为道德的根据。人之所以必须讲道德,在于人本与人(包括万物)为一体,“民吾同胞”的道德精神源于“万物一体”。缺乏对“万物一体”的领悟从而缺乏“民胞”的道德精神的人,不是真正的人。作者强调要以对“万物一体”的崇敬之情代替“上帝”和“天”,以重振道德的权威性,让我们的民族把讲道德、尊重道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义。     

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简论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观出自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虽然他们对启蒙的宗教批判持有不同的态度。基于相同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他们提出了目标一致的建立道德性宗教的主张,但在对宗教的性质的解释上却有所不同。康德将宗教看作是出自道德的需要,“上帝”是为了实现至善而设定的“公设”;黑格尔则把宗教看作与哲学一样都是纯粹的“思”,其目标是把握真理,“上帝”即是一种真理。他们的宗教哲学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忽视了宗教最本真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论社会治理体系"返魅"的路径

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是从属于工具理性的,它的形式化、抽象化决定了它必须祛除实质理性的“巫魅”。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整个社会及其治理体系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进入了一个价值“返魅”的进程中了。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返魅”不能停留在诸如价值、实质理性等模糊的判断中,而是需要有着明确的内容的,道德就是后工业社会治理体系所需要的价值系统中的基本内核。所以,人类当前的任务就在于探索道德制度建设的可能性。     

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义人”与“圣人”:基于《圣经》与《道德经》的比较

《圣经》的“义人”和《道德经》中的“圣人”分别代表着基督教传统和中国道家传统的不同原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特征.“义人”在《圣经》是信仰上帝、严格遵行上帝命令的人.而“圣人”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才能道德智慧极高的人,是“德才兼备”的人.     

不可或缺的上帝与上帝的缺席——论莱维纳斯哲学中被悬置的上帝

上帝问题是莱维纳斯哲学中不可或缺的论题。莱维纳斯批判西方哲学传统的上帝观以本体论方式理解上帝 ,认为在存在的层面上上帝是缺席的 ,并从柏拉图的“善”和笛卡尔的“无限性”寻找到这一思想资源。同时他另辟蹊径 ,指出应从“踪迹”、从“他人”体会上帝 ,只有在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中才能走向上帝 ,从而使上帝问题在康德之后与伦理问题再次结为一体。     

完满、存在与幸福--莱布尼茨完满概念的形而上学解读

完满是莱布尼茨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从形式论到程度论的演化过程。莱布尼茨从形而上学层面和道德层面区分了两种完满。形而上学的完满是“现实性或本质的程度”，即是单子、单子间关系和可能世界存在之依据。道德的完满是指基于完满的量的规定性，上帝将之作为标准和原则运用于从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中选择最好的世界。道德的完满概念既是保证上帝自由选择的内在基础，也是回答恶的相关问题的有力依据。而完满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幸福，即人“永恒处在追寻新的完满的过程中”。完满概念是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的统一，成为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和自然神学的深层基础。     

康德与孔子道德形而上学比较

康德和孔子是东西方杰出的哲学家，而道德形而上学都是他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两人都是道德自律论者，在个人的层面上反对道德幸福论。当面对德福的“二律背反”时，康德引进了“上帝”等三个公设予以说明和保证，而孔子引进了“天”的概念，恰恰也就形成或代表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超越途径康德所代表的是以“上帝”为解救自我的外在超越(超绝)之路，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却是天人相贯、自我解救的内在超越途径。     

上帝、道德与效率——演进经济学视角下的人类道德与宗教

一何怀宏博士有一个发问 :如果没有上帝 ,道德何以可能 ?① 虽然是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某主人公之口提出的 ②,但通过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概括为一个相反的命题“如果没有道德 ,上帝何以可能 ?”以及对这一命题隐晦的怀疑 ③,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 ,那发问也是何怀宏自己的道德思考。在另一部小说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个发问进一步演绎成 :假如没有上帝 ,是否一切事情都可以做 ,一切行为都可以允许 ?并回答说 ,“既然没有灵魂不死 ,就没有道德 ,一切都可以做”④ ,以此对 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黑暗堕落的现实进行了理性的鞭挞。于是 ,这让…     

道德判断的困境与赫尔曼的康德式辩护

道德判断所面临的困境：第一,不能包容道德变化;第二,不关心道德感知和道德敏感性,只追求判断形式的同一性。面对这些困境,赫尔曼提出基于“道德显著规则”的康德式辩护,旨在说明道德规则在道德判断理论之内是如何得到运用的。一方面“道德显著规则”能够包容道德特殊因素,因而容纳道德变化;另一方面,“道德显著规则”把行为者的道德感知结构化,进而提高行为者的道德敏感性。“道德显著规则”不仅使道德有一种客观基础,同时又为容忍某些基于文化的道德差异提供理由。     

谈高校图书馆期刊外借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高校图书馆传统的期刊管理工作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不能适应形势要求。“读者是上帝”已广为共识。因此,冲破陈旧观念,开拓新的途径,发挥主观能动性竭力满足“上帝”的要求,势在必行。实践证明“期刊短期外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超善恶”:走向“道德以外的时代”——尼采道德思想新探

尼采把超善恶视为社会实现由“道德时代”向“道德以外时代”迈进的唯一途径。它四层含义 :从上帝走向人自身 ;从理性走向非理性 ;从他者的解释走向自我的叙述 ;从重善恶走向超善恶     

关于道德民族性的几个问题

过去一些时候,我们对道德的阶级性谈的很多,而对道德的民族性则谈的很少,但它却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但与爱国主义有关,而且也同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有关。因此,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这里只谈如下三个问题。 道德的民族性与阶级性 当我们考察道德现象时,就会发现,不同的民族,在道德意识、道德心理、道德情感,──从而在道德规范、道德风习与道德评价上有许多不同。例如在中世纪,欧洲人把宗教戒律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道德命令”,而主宰中国人的却不是上帝,而是“君”“父”。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精神,印度人有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而近代西方人却爱讲“自     

制度结构中的利己动机与道德表现

与现代社会相对而言 ,古代中国的安定与有序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 ,它的“命由天定”的天命观、“君君臣臣”的忠孝观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护社会等级的机制 ,使“各安其位”的伦理道德得以成为最高裁判。因而 ,中国古代社会的制衡是以道德裁判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道德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闲言碎语 ,而是一种法则 ,它至少有两个层面 :一是上帝系统的先王与今上 ;二是凡俗系统的圣贤与经典及其解读者。他们代表了道德法则的最根本来源与最高标准 ,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制度构成中一种近乎完美的约束机制。然而 ,我们总是致力于对它的批评…     

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