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涉他偏好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激励研究

将行为人涉他偏好(嫉妒和自豪)因素引入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模型中,考察了其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涉他偏好对地方官员产生了更高的先验激励,在加剧同级官员之间竞争、促使地方官员付出更多努力的同时,还改变了社会福利水平和地方官员对区域合作抑或分割的行为选择;处于竞争劣势的官员会在维持发展型努力的同时采取"攫取之手"并提高其保留效用;地方官员在合作时倾向于同所辖区域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区域,而非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如何降低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行政目标的实现,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官员道德风险的表现及成因,提出了转型期规避政府官员道德风险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如何降低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行政目标的实现,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官员道德风险的表现及成因,提出了转型期规避政府官员道德风险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跷板”模型的分析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治理腐败问题,是制度反腐的必然之举、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但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面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困境。本文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分析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碍作用,并建立了“跷板”模型,结合博弈论,具体分析了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自然灾害对唐代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论略

唐代灾害频发,演变趋势呈现中前期相对较低、后期较高的特征,发生区域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基层地方官员承担具体的救灾工作,务虚性的救灾行为较少。灾害奏报制度完善,日常规定和官员出巡相配合,政府按照法律规定对地方官员进行赏罚。考课制度与灾害奏报体制在运行中存在矛盾,影响救灾绩效与官员救灾方式的选择。灾害救济成效显著者获得荣誉褒奖和职位升迁的激励,弄虚舞弊或救灾不力者遭受朝廷贬谪或被百姓殴打或者击杀的后果。"灾异天谴论"与考课制度共同制约着官员的政治命运。灾害的发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响着官员的政治命运走向。     

地方官员政治承诺可信度及其行动逻辑

以2002—2011年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载体进行地方官员政治承诺可信度及其行动逻辑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地方官员政治承诺行为中承诺主题的趋同性和承诺可信度的异质性并存,这揭示了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政策议程设置的相对封闭性和地方官员政治承诺行为的选择性应付策略。研究还发现：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也存在明显的“报喜不报忧”和“好消息及时报”现象;以及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地方官员在其政治承诺行为中超额承诺率和超额完成率显示出独特的变化轨迹与内在逻辑。这些发现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行为特征及其边界的理解,并为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地方官员趋中行为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浅析官员隐私权

隐私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但作为特殊主体的官员的隐私权,应该受到合理限制。可现实社会中,随着诸如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否侵犯官员隐私的热议持续不断等社会现象,对官员隐私的保护和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官员的隐私权究竟该如何限制?这种对官员隐私权合理限制的范围边界又该如何界定?本文以此作为出发点,对官员隐私权问题进行探讨。     

魏晋南北朝政府对官员的流徙惩罚

魏晋南北朝各国流徙其官员,多让其远离敌国之境。政府流徙其官员,并没有确定流徙的期限。官员在流徙过程中,常会受到赦宥。有些流徙者在流徙中为政府所杀。各朝政府在适当的时候,会起用被流者。     

地方官员经济行为效率缺乏的原因——一个来自激励理论的解说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要有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而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满足激励有效性的条件难以具备,使得委托人对官员的业绩很难考核准确,很难实行货币奖励,官员得不到货币奖励就会出现经济行为政治目的,导致激励考核有效性缺乏和激励奖励有效性缺乏。由此在我国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地方官员经济行为有效性缺乏。     

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水系——兼论李兆良“坤舆图黄河分流说”

李兆良先生《黄河改道与地图断代:中国地图学西传辩证》一文,解读现存《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所处年代,推断地图的成图年代,认为地图中黄河分两支,为1194-1580年状态,不是利玛窦与李之藻时代的黄河。李兆良关于黄河变迁的讨论疏阔,完全忽视历史地理学、水利史界数十年成果。《坤舆万国全图》所呈现的黄河,是明后期河道,绝非明初甚至宋金元时期的分流河道,所谓的北流,不过是从徐州北上的运河。     

北宋“导洛通汴”考略

沟通北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汴渠,是北宋朝廷的运输大动脉和生命线.为了确保汴渠的正常航运,北宋人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治汴的首要问题是治沙,而就当时生产力水平和治河技术来讲,他们还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导洛通汴工程的开通使汴渠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尽管受到洛河水暴涨暴落的影响有些不尽人意,但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益,开创了中国运河史上以水治沙的先河,发明并应用了复闸和水柜济运等工程技术,这些都为明清时期黄河的治理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契约保障制度

宋代处于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阶段,交易普遍契约化,是两宋法制的最大特色。为了保障契约的履行,宋代的法律有很多的强制性的规定,这些措施有力的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对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

南宋立国江南,江防成为事关国家存亡的要务。南宋构建了以江防为根本,川陕荆襄为屏障,淮防为藩篱,海防为辅助的对金防御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水军和多层次的江防要塞体系。在对金防御和弹压水贼中,南宋的江防体系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其轻上游,重下游的缺陷导致蒙古从鄂州突破江防,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论元初散曲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散曲是金元时期兴起于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新型乐歌 ,其所依托的音乐体系是以先后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为主干 ,并吸收、熔铸唐宋燕乐及其他汉民族民间乐曲交汇而成的北曲。北曲的通俗性和民间性 ,决定了与之配合的曲辞的俚俗性和大众化。金元易代之际 ,大批沦入社会底层的市井文人基于感情宣泄的需要 ,染指于此 ,遂使元初散曲呈现出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并由此施积极影响于元杂剧剧曲代言体抒情体制的确立及其“本色”风格的形成。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我国古代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化现象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自古梅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相对温暖时期与宋以后相对寒冷时期,梅的分布北界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沿岸、甘肃天水一线,并无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主要应由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文化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条件,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     

试论北宋在河湟区域的堡寨修筑战略

河湟区域在宋夏战争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制夏、拓土的需要,北宋在河湟区域大量修筑堡寨。堡寨成为北宋镇守蕃地和河湟地区发展农、牧、商贸业的重要基地和民族融合、交流的桥梁。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新构造运动作用的初步分析

黄河以其高含沙量、善淤、善决、善徒闻名于世。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曾多次变迁。综观其河道迁徒,北宋前多在现行黄河以北,向东北流入渤海;南宋至清末,改行今河道以南,向东南经淮河注入黄海;清末至今,复向东北入渤海,河道多呈西南—东北向、西北—东南向或西—东向,与区域内新构造运动断裂线方向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