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先秦社会的最高权力起初以"神主"的面貌出现。夏商之"王"虽是社会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却受到神灵世界的束缚。周天子挟"天命"以令诸侯,王权虽然增强,但被牢笼于宗法与分封制度之下。随着宗法分封制度颓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手中的权力远胜于前,民众亦形成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民本"理念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与有识之士的共识,各国君主亦以"民本"为君权张目。专制君权在战国后期方粗具规模。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由弱而强的演变之路,即渐次摆脱神权束缚、制度牢笼和民众舆论羁绊的过程。     

论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兼说汉代"处士"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

申屠蟠以才学和孝义得"高士"之名,多次拒绝征举,在汉末政治动荡年代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取全面回避的态度.作为彻底的"处士",申屠蟠始终不与当政者合作,表现出"崛然独立"的立场."梁砀之间"具有特殊的生态环境,也构成特殊的文化空间.以"梁砀"为中心辐射形成的文化圈,先后有汉初刘邦功臣集团和汉末曹操功臣集团的发生.出身陈留外黄的申屠蟠曾经长期生活在这一文化圈的外围.他的人生道路选择与指向政治成功者不同,成为"处士"的模范.而后世对申屠蟠的评价各有褒贬,亦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的声音.     

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论"世界历史"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接力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康德以和平为价值标准,揭示"普遍历史",祈向于建立"永久和平"的"公民社会",国家是"世界公民",一律平等,理性竞争,争端由"和平联盟"依法解决.黑格尔以自由为最高价值,勾勒出少数强国对广大弱小民族的君临地位和后者的臣服状态.对落后民族的命运和出路表示出严重关切.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价值,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世界历史"的本质.指明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预示了"世界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以及革命成功后与"世界历史"有机统一的紧迫性.     

"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以民间信仰为中心

"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和建设而共生与同步的.本文以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文化为考察视角,以文学史进程为线索,试图勾勒出"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共生、互动的历史轨迹.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回顾

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从党的"一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了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并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了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成就.深刻认识和总结我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和历史任务,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美国集权与分权的"钟摆"运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建国以来,美国的行政权力处于持续动态的调整之中,如同“钟摆”运动,不停地在集权和分权两极之间摆动,在摆动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由分权到集权再到分权,不是简单地向原来的制度框架回归,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层级间的关系。不同时期的集权或分权都打着历史的烙印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管怎么摆动,行政权力的调整都是在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有限分权的原则下进行的,是以国家最高法律为依据的。美国集权与分权的“钟摆”运动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