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三孩生育政策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三孩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农村面临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模式保障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出路。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西安市357名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因素中,社区人员互动频率、“养儿防老”观念和社区满意度是直接表象因素,生活担忧度是间接中层因素,居住方式和家庭年收入是次间接中层因素,婚姻、生活自理能力、文化程度、子女学历和年龄是根源深层因素; 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局,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改变部分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鼓励引导老年人主动积极参与互助养老,在硬件上完善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者和组织者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内容上扩展互助养老服务范围,不断满足老年人对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从冲突到协调：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进路

互助养老已成为国家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但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来自制度冲突。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超越制度冲突而转向制度协调。制度协调有助于提高制度效率、明确行动主体的权责、提升社会预期和增强道德激励。制度协调下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路径为：明确府际间互助养老的职责权能、厘清养老服务政策与养老救助政策的对象范畴、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以超义务为准则的互助养老文化。     

需要与互惠: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与经验——以粤赣结合部H村为例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回应当下农村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开始付诸实践。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独特的经济方式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出发点,各主体之间的互惠是维持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机制。     

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极具本土化色彩和社区重建思想的新型就地养老方式,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纵向时间维度对唐朝的农社、宋代的义庄、清朝的太监庙和姑婆屋、“大跃进”时期的福利生产养老组织等互助养老雏形进行了梳理,并从横向空间维度对当代涌现的政府主导、民间支持和精英带动3种互助养老类型及适应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立足互助传统、整合社区资源、拓展互助范围、创新互助形式4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互助养老从“民间互助”向“规范互助”、从“一元互助”向“多元互助”、从“老老互助”向“代际互助”、从“志愿互助”向“储蓄互助”转变的发展思路。     

农村互助养老:历史演变、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

当前,农村养老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农村互助养老具有传承孝道文化、发扬互助精神、提升农民参与养老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等优点。我国的互助养老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宗亲互助养老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集体互助养老为主;改革开放至今逐步形成了社会互助养老模式。当前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面临诸多困境:村民参与互助式养老的意识淡薄;现行的体制机制匹配度不高;基础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保障资金来源的渠道有限且不稳定;参与养老的社会资源呈点状分布等。需要从革新观念,提升参与意识;完善机制,先行顶层设计;丰富内容,服务体系多元;拓展渠道,资金保障到位;群策群力,协同社会力量等方面加以解决,使其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起来。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家族活动中农民的文化选择——以石溪村为例

石溪村的家族活动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在政治生活中从被动到主动，在经济生活中从自发到自觉，在文化活动中从封闭到开放，在社会生活中从传统到现代；农民的文化选择不仅加速了其自身角色意识从“家族人”到“现代人”的转换，也促进了农村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效对接。     

论农村失独家庭养老机制的建构

农村失独家庭养老存在着对象针对性不强、保障标准层次偏低、保障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农村失独家庭养老应从构建专门养老保险制度、社会服务事业制度和社会互助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形成一套体系完备、保障水平高、管理先进的专门针对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养老机制.     

论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支出政策的选择

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支出的标准、条件及方式如何,不仅关系到社会统筹养老保险财务收支的平衡,更直接影响到老年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能否得到保证.养老保险支出政策涉及诸多方面,包括养老保险对工资替代率的设计,法定退休年龄的确定,支付方式的选择,等等.本文侧重从如何提高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分配效应及降低支出管理成本的角度进行阐述.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新农保制度下农村老人生活状况实证分析及其政策启示——以安徽省为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逐步扩大,作为正式支持的养老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描述了农村老人生活状况,分析发现养老金水平太低,不能成为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老人主要依靠子女、自我养老或者家庭养老;老人生活照料靠老伴或者子女;老人的家庭关系和睦、子女孝顺,文化娱乐生活单调,缺少社区活动;老人心理孤独感不强,但是高龄老人感觉子女孝顺程度低,而且孤独感强;老人总体幸福感较高。这些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苏村的互助--乡村互惠交换体系的人类学分析(上)

有关交换方面的研究自莫斯对礼物馈赠的探讨之后,一直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界所关注.虽然礼物交换在很多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但劳力、资金、物品等方面的互惠交换现象却很少被涉及.论文通过对一个农村的互助体系的田野调查,阐明了互助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互助是以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以人情和关系为文化基础的社会交换.它既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也是一种表达感情和履行道德义务的方式.互助不仅保障了经济与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加深了人们的感情,创造、维持和强化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     

《白鹿原》--中国家族文化的现代标本

对家族题材的开掘,一直是历代文学家关注的焦点.<白鹿原>浓缩了关中地区的文化特征,真实地展示了中国家族文化的矛盾性.作者审视宗法伦理时,陷入了"二难"境地,表现出对"文化重建"的困惑与焦虑,这样给作品增添了厚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