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从冲突到协调：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进路

互助养老已成为国家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但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来自制度冲突。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超越制度冲突而转向制度协调。制度协调有助于提高制度效率、明确行动主体的权责、提升社会预期和增强道德激励。制度协调下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路径为：明确府际间互助养老的职责权能、厘清养老服务政策与养老救助政策的对象范畴、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以超义务为准则的互助养老文化。     

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对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探索 ———中德比较及启示

PPP 模式给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带来新的发展路径。 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基于强制性、规范 性和认知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德 PPP 模式制度环境的对比,探索中国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建设策 略。 就德国而言,联邦政府在“多代屋”建设中实施了适宜的政策与法律法规,其社会资本与人民也积极 参与“多代屋”的建设,进而形成先进的互助养老制度。 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建设在中国仍处于 起步阶段,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和农村居民的互助养老意识也有待提高。 综合中德的对比分析,提出优化政策和法律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公私风险共担机制、普及数字化养 老生活等建议,促进中国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发展。     

中国谁来养老？——基于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2013）,分析中国人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趋势,考察影响养老责任认知的微观因素。结果发现,子女负责依然是人们普遍的养老责任认知,但呈现逐步减弱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三方负责、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这四种养老责任认知类型呈现出人们养老责任认知的差异序列;人口特征、区域、制度、文化和子女等因素均对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表现出一种继承性和断裂性的不均衡状态。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全依赖于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应该发挥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功能;要重塑养老代际责任伦理,需要国家、社会与家庭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相互协同和配合,共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液滴撞击恒温多孔介质表面的数值模拟

合作社不仅是一个互助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当前已通过土地置换、文化创新、资金互助和劳动自养等方式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具体实践，并在提高经济收益、推动农村社区营造和增进老人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土地改革的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推广以及互助养老运营补助的激励，为合作社养老的运行提供了制度条件，而合作社养老所具有的自主吸纳和灵活适应特点也助推其成为“接地气”的互助养老形式。然而，合作社养老在实践中还存在受益覆盖面较窄、服务水平不高、可持续动力不强等瓶颈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在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四个方面进行突围。     

需要与互惠: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与经验——以粤赣结合部H村为例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回应当下农村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开始付诸实践。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独特的经济方式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出发点,各主体之间的互惠是维持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机制。     

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特点探析

民国以来,华北民众的"闯关东"运动持续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整个人口迁移的形势为之一变.事变后闯关移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构成、地域分布等方面与事变前迥然不同,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对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特点的考察,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向东北的人口迁移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性质属于中国人口自发的国内转移,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客观调节运动.事变后,进入东北地区的华北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其实质是为日本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     

论华北事变后的中国政局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对中国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各股政治势力纷纷调整政策,两大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开始捐弃前嫌,一改敌视的态度,寻求对话与合作,使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民国的西北开发及其教训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民国和西北地方政府发动了一场西部开发运动。这场运动起于外寇入侵 ,终于内战爆发 ,虽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成效不大。主要的教训是开发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 ,良好的经济秩序 ,合理的税收制度 ,优质的人才资源。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业政策对政局的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的农业政策使其社会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成功地调动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斗争热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基础;其农业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保证了战争条件下的军粮民食供给,奠定了革命胜利的经济基础;其农业政策改变了农村阶级力量对比,颠覆了传统农村社会秩序,完成了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社会基础,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梦的价值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梦的价值内涵之间具有内在的思想联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认个体本位的合法性与个体利益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本理念的价值目标在中国梦的价值内涵中得到深刻体现。中国梦的价值内涵具有强烈的人本精神,这在基本逻辑关系上确立了中国梦与个体主体性及其利益正当性的直接关系。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合与传承。     

中国英语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英语”是英语语言在中国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语言现象,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英语的存在不仅必要,而且有其合理的一面。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与交流等方面来探讨这种英语的形成与发展。     

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

中国左派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曾经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左派学人学习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组合、扬弃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了本土化的左派史学。中国左派史学对国际左派史学有承袭,也与它有竞争,并力图在竞争中获取本土史家的自主地位。     

中国当代史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朱佳木教授访谈录

正一、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科范畴与特点孙庆忠(以下简称"孙"):中国当代史作为一段历史,至今时间并不长,而且还在持续发展;作为一门学科,登上学术舞台的时间更短,而且其中备受争议的问题颇多。您是党史、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因此我想请您首先谈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当代史及当代史研究?当代史研究是否需要秉持一定的立场?当代史与当代现实问题是什么关系,当代史研究是否应该关注现实问     

中国的现代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代化以不可阻遏之势涌向中国之后,代表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力量都力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不同政治力量对现代化主导权的竞争角逐实质上是现代化对他们的主动选择。选择标准是:哪个政治力量主张的现代化发展范式最适合中国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要求;哪个政治力量能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稳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这是党的性质和任务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解决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等三个问题.在新的世纪中,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所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