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楷书结构之美与中庸之德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书法,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是不容忽视的,不论是书法的欣赏者还是创作者,都不可孤立地看待书法艺术之美。在新时代背景下,汉字的书写工具有了巨大改变,但汉字本身所富有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减少,所以汉字书写的艺术是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正楷,其与中庸文化有着形与神、体与气般的紧密联系。汉字书写应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发现并丰富书法艺术的传统文化精神。     

闯过去,前面是个天——访市糖烟酒公司总经理叶光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感受到经济变革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寻求新的发展与生存空间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适应与选择的必由之路。面对这个适应与选择,连云港市糖烟酒总公司总经理叶光有着他自己独到的想法。 计划经济时代糖酒行业是维系国民生存的支柱产业之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行业依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所不同的是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企业上下一根生命之弦绷得越来越紧。谈及企业的发展状况,叶光全盘托出他1997年     

梁启超新民思想再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系统、完整地提出新民思想的第一人。他杂采中西道德,强调教育新民,意欲塑造一代资产阶级新型国民。但由于他没有把变革封建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与新民结合起来,因此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并最终向旧传统复归。     

近代国民教育思潮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兴起的国民教育思潮,把国民素质的改造与重建视为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以造就健全人格的新型国民为宗旨,主张打破传统的小众教育、养士教育,面向全体国民推行普及教育、义务教育。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学制的改革和义务教育的普及、补习教育的起步,新式教学法的改革,并对清末学堂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蒙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国民教育思潮的产生发展、教育宗旨、内容、途径及其影响。     

论胡仔对宋代金紫胡氏家学家风的传承与超越

作为宋代金紫胡氏家族文化的集大成者,胡仔的学识品性继承和发展了胡氏的家学家风,既呈现出甘贫守静、敬祖崇德和博学好文的特征,又表现出与家族成员同中有异的学术兴趣,反映了家族文化在代际传承中演变轨迹.他对北宋诗歌发展史的思考与探索超越了家风家学,对后代诗话和诗歌评点影响至深.     

风险社会:我们准备好了吗?——对于转型期国民社会教育紧迫性的思考与应对

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国民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当代中国,本应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驾齐驱的社会教育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所适从乃至明显失重.从多维的视角,在源头上探寻社会教育失重的成因及其后果,探讨可能的弥补对策与路径,从而提升国民应对风险的素质,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确保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一路走好".在具体的国民社会(伦理)教育的实践中,首先要注重务实性的起步,这就是:面对社会冲突可能引发的风险,应加强社会共生的教育;面对高科技带来的风险,应进行人文关怀的教育;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风险,应加强现代环保意识的教育.在这些教育中,特别应重视对正面教育有严重阻碍作用的陋习潜规加以清理切割.其次,在实施社会(伦理)教育的过程中,在内容上要注重渐进性、持续性,在形式上要注重多样化、日常化;在目标的实现中也要凸显兼容性,让有助于人类共生共荣的各种理念与行为产生"迭加"效应.再次,鉴于社会分工、分层的客观事实,对于社会精英的教育要求应高于社会大众,社会精英要真正成为社会之"师".社会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与城市现代社区建设相伴而行,从而实现刚柔相济--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配套.     

再造人格 重塑人心——近代中国关于国民心理的改造

中国近代史是不断改造国民心理的历史。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有识之士面对当时屈辱和灾难,为了拯救中国、顺应社会的变革,认识到了改造国民心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转型需要心理改造,心理改造促进社会转型。尽管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变革的各个阶段,但改造国民心理始终与社会变革相辅相成、共同进步,这一点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     

文化思潮与生死观的变革

生死观牵动最敏感的价值神经 ,广泛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 ,其变革也受到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不管传统的力量多么巨大 ,在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变革压力下 ,生死观也必定发生变革。面对当今的文化思潮 ,生死观的变革要坚持生命的崇高价值 ;把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和死亡价值统一起来 ;保护生死文化的多样性     

碑刻、族群、制度与地域：从墓志看元代北方基层社会结构之变迁

蒙古平金,征战20余年,北方遭受巨大摧残,基层社会结构发生剧变与重组。以《辽金元石刻丛编》为例,其中载录的金元墓志铭展示了北方地区普通家族在宋辽金元政权更迭之下的困境与抉择:一部分科举家族隐没衰败;另一部分传统诗书之家则改变策略,顺应蒙元仕进制度,家族利益得以维护;一部分金朝官宦家族积极配合蒙古,权力平稳过渡;同时,一批非科举晋身的新贵势力拔地而起,迅速成为地方力量掌控者。北方特殊的地理方位、政权之更迭、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等因素促成了这场基层社会大变革。墓志所呈现的家族地位变迁史,展现了蒙古本位下的民族大融合与族群互动、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相折射与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与爱国情结

中国是世界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华大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作为历史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赖以进步与发展的前提,也是培养民族自信力和国民向心凝聚力的肥沃土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发展中,不仅有先秦的诸子百家与后采的佛教道教,更有维系敷千年而不衰的具有庞大体系的儒家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无疑会形成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共同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家族商号传承与治理制度的演变——-以胡开文墨业“分产不分业”为例

“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乏长寿家族商号。基于史料,通过从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延续近两百年、实现家族内部数代传承的胡开文墨业案例,可知“分产不分业”的继承模式是胡氏家族商号实现数代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承模式是在资本诸子“均分”的前提下,商号的经营实行“不分”,实际上实现了家族商号的“单传”。这种传承模式在明清商人家族中并非个例,其形成有着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分产不分业”本质上在产权层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进而促进了合伙制和聘用代理人等有利于传承的制度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现代性的体现。     

早期工业化时期一般造物设计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城乡手工业的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与近代欧洲早期相似的工场手工业,也就是早期工业化,这意味着在西方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设计"冲击"中国造物艺术之前,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基础而非空白,也就是说,西方现代设计的最初引入,中国并不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是在传统设计的积累与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种积极的"回应"。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乡村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规模分析

明清时期是原始工业化逐渐兴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乡村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家庭棉纺织业的快速扩张,包括为乡村家庭工业提供原料的棉花种植量和棉花产量、棉布的产量及其远程交易的商品量、从事乡村棉纺织业的人数都有大幅增加。这表明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欧的原始工业化一样,存在着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这些历史积淀为后来的乡村工业腾飞奠定了原始的基础。     

墨史浅说

中国墨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现存最早的古墨是在战国时期。晋墨原料已基本定型,唐宋墨业中心南移,出现徽墨。明清两代为制墨业的高峰。     

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手工业经营组织的演进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作为乡村手工业的基本经营组织,尽管在表面上始终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外观,但实质上一直在进行着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演进,其中主要包括家庭内部生产经营的商品化性质的演进;家庭规模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大量涌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包买商制度的兴起。正是这种渐进性演进的累积,为推动原始工业化和迎接近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沈阳市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顾与思考

建国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市个体手工业经济形成一定的规模,在沈阳市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计划地把个体手工业引导上合作化道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个体手工业自身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个体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期是稳健有序的,后期出现过急、过快、过粗和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失误与偏差,以至于长时期遗留一些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深刻理解我国当前国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格局。     

略论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发展对商业的影响

春秋时期手工业的生产较之前代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繁荣的手工业生产对当时的商业生产及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一,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促生了当时商人集团的出现;其二,商品贸易的开展与繁荣离不开手工业的发展,而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品贸易广泛开展;其三,货币的大规模生产与货币流通推动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深化。      

回族文学家族述略

文学家族是中国文学史上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伴随着民族群体的目益壮大和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回族文学家族在明清大量涌现,集中展示了回族古代文学创作的风貌和审美情致。回族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回族家族文化在古代回族文学家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持久的促动作用。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效率分析(1953—1956年)——基于浙江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手工业进行合作化改造。在此过程中除了为手工业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原料等方面的支持外,发生最大变化的是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国家取代以往众多的商人、工场主,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包买商”,试图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提高手工业的生产力,进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合作化后期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揭示了只有在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