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钱学”——心理求同之人学

钱钟书治学，“不信人间有古今”，且不以中学或西学为本位，而是立足于全人类，持“打通”之志，究中西之际，考古今之籍，求人类之同，成一家之学。早在１９４２年，他就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这实乃钱氏治学纲领。读其《...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沧浪水”地理位置考

<正> 《渔父》里的“沧浪水”的地理位置,历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西汉西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潘冢道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司马迁将“苍浪之水”理解为《尚书·禹贡》中所写的“沧浪之水”。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写道:“按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沧浪之水,初夏涨则浊,秋杪水落则清。”(原文见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七)     

“取”字形义小议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这句中的“获则取之”,《中华活叶文选》(二)P135注为“可能捉住的就抓过来”,于在春《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续编)》译文是“只要捉得到就要捉住他”。很明显,都把“获”和“取”训为“捉取”、“抓获”了。如此,则前后文意稍感重复,似嫌窒碍。     

“学而优则仕”中的“优”

首先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优”字无“优秀”义。“优”字在《论语》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及子曰:“孟子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三个“优”字,杨伯峻先生都讲成“优裕”是很准确的。《孟子·告子章句下》:“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联系上下文,“优”也当“优裕”、“有余力”讲。《诗经·大雅·瞻印》“天之降罔,维其优矣”。高亨《诗经今注》云:“优,厚也。”也是“优裕”义。只不过是天降灾荒,百姓的灾难丰厚,也就是灾难沉重罢了。《国语·周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产物,它首先由洋务派提出并以之作为兴办洋务的宣传口号.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在近代,它曾被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所提倡并赋     

“西学东渐”及中国近代开放观的演进

1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怎样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以洋务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传统社会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探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861年至1894年的30多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不同提法。但他们多是用“本”与“末”、“体”与“用”这两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体与用和本与未，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命题“道”与“器…     

孙家鼐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首倡者

贵刊1982年刊登邬国义同志《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说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口号最早见于文字者。其实不然。据笔者所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西历1895年4月),在《万国公报》发表的《救时策》中,就已明确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者署名为南溪赘翁。(见《万国公报》第七十五卷,1895     

经学与汉代的救灾活动

<正> 儒家经学内容丰富,思想庞杂,其中不少地方涉及救灾之事。如《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周礼·天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秋官·小行人》:“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周委之。”《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 “五谷不升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孔子文质观的发生及其影响

<正> 文质一词最早出于孔子之口。但物质世界有本有末。《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乐记》郑玄注:“质犹本也,文犹末也”。本末即文质,文质即本末,两者同义,都源于万物。万物由本起末,由质而文,先后承续,互相制约。股周经籍《周易》,扬雄曾云“说天者辩莫乎《易》”。天即自然。《易》的原始作者深入自然,仰观俯察,发现万物变化而多采,起源于阴阳之道、文质之和谐。《易·序卦》云,“贲者,饰也”。万物之本质必修饰文采方可显示。而文采定要与本质匀称相谐,不过又不逊。故修饰终于“白”即素朴。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程颐替《贲·上九》“白贲”作《传》:“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华实亦文质也。     

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再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

“体”与“用”本来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它同道与器、本与末等范畴一样，被用来表述本体与作用的关系。在近代，体用、道器、本末等常常被洋务思想家以及某些维新思想家用来表述对中学、西学关系的认识，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最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1865年，李鸿章更明确地阐明：“中国文物制度退异外洋淀征之俗，所以到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