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中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研究员针对部分西方人类学者基于“族群”理论的认知而对西南民族分类与识别表示异议,以及西南各民族内部之地方族群亦有重新识别的吁求原因,从地理环境、人类生态、历史背景等方面加以深入阐释,并藉此强调人类学、历史学与现实关怀     

慎用"族群"——族群研究的中国语境思考

对大陆族群研究历程进行回顾,透过民族和族群争论的表象挖掘族群理论与民族理论的本质差异,认为族群研究对不同族群间的共生和合作关注不够,暗含了不平等、分化、排外的价值取向,贯穿其中的"‘同'中取‘异'"的思想,更加体现其主观认同性与情境性的特点;而中国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一脉相承,民族研究注重引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之精神,至始至终贯穿着在多民族的"异"中求得"大一统"的"同",更加体现其重根源,顾大局,讲包容的特点.文章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讨论族群研究问题,针对族群研究的偏激和泛化倾向,指出在中国语境中应该慎用"族群",从而正确对待族群研究.     

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

近年来海内外人类学界对中国族群问题的讨论,时间上大多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的系统工程为起点,但这些讨论既表现出对清末和民国初年中西方的中国民族分类观缺乏相应的探讨,又表现出缺乏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民族分类话语的流变及其相关的政治语境等问题。本文以西南族群空间为例,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在西南民族分类中的两种视野,即"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同时兼论中国人类学界在建构西南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西学"中国化的困境以及相关的地方能动性等问题。     

“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民族研究范式概议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族群范式与边疆范式——关于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些思考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中国的民族识别与民族分类学体系化初探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奠基工程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在着手进行,民族识别这一过程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苏联民族理论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影响。从19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霍斯到克拉克与巴斯顿等人对中国西南民族的三分法,到20世纪初期的戴维斯分类法,依稀可见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分类"的学术话语及学术影响力。20世纪前期,前苏联与英法等国学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及其语言学的分类方法对早期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们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一种自称 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

在珠江源头的黄泥河右岸,世代生活着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他们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却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究其原因,这与民族识别标准、民族识别方式以及对族群自称和族群认同缺乏科学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看,族群自称是族群认同的外在标志,而族群认同则是族群自称的内在依据,因此,族群认同可以替代"共同心理素质"并成为民族识别的一项重要标准。     

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区域、社会与文化会议综述

2013年6月16日至17日,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论坛主要围绕"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对话、‘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民族认同与宗教、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研究及民族识别与西南民族的研究、国家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五个专题对西南地区发展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交流,体现了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现实问题研究的责任和担当。     

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长达30年之久的瓦乡人民族识别工作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