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改革中的制度创新

制度制度创新制度费用制度设计本文论述了在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主体、制度创新的类型，以及制度创新的费用、效益和两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强调了制度创新必须把政府的推进作用与微观市场主体的能动的、自愿的、自由的选择作用结合起来，变一个积极性为政府与民众的双向积极性，这样才能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     

制度伦理及其价值诉求

制度伦理具有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双重涵义。制度伦理化是指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理想,强调制度的合伦理性与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法律化。制度伦理具有制度公正、制度自由、制度平等、制度民主的价值诉求。研究制度伦理价值的目的,在于建构制度的伦理秩序,在社会现实中,使得人们能够从合理的制度系统中汲取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进而促进社会制度的发展。     

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本文主要分析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作用机理以及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并对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分类,以求呈现出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安排中更清晰的轮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任何社会都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无论法制怎样健全也不可能代替非正式制度。     

制度理论溯源、定义及类型探析

本文在对西方与中国制度研究回顾性溯源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在经济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定义及类型,以期从根本上厘清制度本质。     

制度研究溯源及其内涵探究

制度作为人类交往的规则，制度制约和激励着人的行为。制度研究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历史可追溯到2500年。文章通过对西方与中国制度研究溯源性分析，探讨制度在经济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定义及类型，以期厘清制度内涵，为制度研究的运用从根本上提供全面而清晰的阐释。     

制度伦理与制度“善”

制度伦理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制度伦理既不是什么"制度的伦理化",也不是什么"伦理的制度化",而是对制度的伦理分析。其核心是揭示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有何伦理价值"等问题。对于制度"善"的伦理思考,必须坚持内容与形式、基本与非基本制度相统一的立场,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一种制度的经济表达

通过回顾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表达的差异,本文讨论了制度表达的重要性和一般原则;以此为基础,我们试图给出一种制度概念的功利主义经济表达,以描述制度的本质特征、核心要素和基本结构;最后,本文对传统制度的相关形态进行了一种形式化的理论划分。     

目标、效率与制度选择——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为例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离开制度目标讨论制度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有效实现其制度目标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率的。制度所內含的对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激励兼容决定着制度效率。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尽管都能够基本实现其制度目标,但二者均存在效率损失。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制度目标的转换,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农业多元经营"应该成为基本的制度安排。     

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

制度效率就是实施制度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制度结构的效率则主要取决于制度配置状况。制度配置存在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三种状况。当存在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时,制度结构的效率会受到影响。要提高制度结构的效率,关键是要克服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实现制度耦合。     

中国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性研究及其评价

中国学者在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其核心概念和理论作了扩展和创新,并作出本土化的尝试.在补充和发展该理论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制度安排者决定制度演变

由于各种已有制度演变理论(通常被不够周延地称为"制度变迁理论")都不尽如人意,就需提出新的解释。制度作为组织制定的规则,会有增减和变迁这两种演变形式。制度既然是组织制定的,其变更也只能出自组织而非其他任何东西。组织制定和变更制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因组织中的制度安排者存在多种类型,使制定、变更制度的目的变得不一定是组织本身的目的,而是制度安排者自己的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者,均会在四个节点变更制度。同时,制度也会在变换制度安排者之后发生变化。因此,所有制度变更都是因为制度安排者要变。虽有五种外部因素会对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意图产生影响,但都起不了决定作用。既有制度究竟能不能变,尤其是究竟何时变和怎么变,最终还是得由制度安排者决定。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提供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科学性、优越性,所具有的文化底蕴、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根本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要坚持守正创新,有方向、有原则、有目标地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培养人们的制度认同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制度、敬畏制度、执行制度、创新制度的意识,为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提供文化心理支撑和良好社会氛围。     

制度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分化与融合

作为社会学学科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制度历来为社会学家所重视,并业已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现存制度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两种明显的分化:一为偏重制度研究的客观面相,即强调它在对个人行为的强制、约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二为倾向制度研究的主观面相,认为制度是社会建构的、惯例的再生产程序和规则系统,强调认知过程在制度研究中的作用.这种分化严重割裂了对制度认识的统一性,使制度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为了消解这种分化状态,本文受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当代许多社会学家对制度研究的启发,尝试用"制度二重性"来取代制度的主客二元对立,将制度的主观和客观面相有机结合而展开研究,以求科学地认识制度.     

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结构性问题

制度反腐是国家廉政建设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反腐策略逐步实现了由运动式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历史转型,初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制度体系.由于缺乏“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存在着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的悖论性问题.要从根本上扭转“前腐后继”的病态格局,必须立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思考,构建宏观与中观层面有机结合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以解决目前的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问题.     

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考察

水权因水资源的短缺而产生,因水资源短缺加剧而变迁。人类对水资源的消费初始并不存在水权,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水资源从丰沛到短缺及水资源显现经济商品禀性的过程中水权才得以产生与变迁。世界各国适用了各不相同但符合本国实际的水权制度,但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适用的还是优先权制度。与其他水权制度相比较,优先权制度因其具备排他性、让与性、可执行性,不但能兼顾各方用水的利益和需要,而且能很便捷地进行水权的初始配置,进而可以建立水权市场,使弥足珍贵的水资源流向最需要之处。但是,优先权制度对水权的转让和交易进行限制,降低了可让渡的程度,降低了使边际净收益相等的市场压力,带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无效率,也存在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和演进的客观必然性。     

对我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作者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的户籍制度变迁作出自己的理解。文章利用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的关系,解释了我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合理性,认为户籍制度的产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时代要求。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它又阻碍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也有悖于经济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种制度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从而变迁也就在所难免。但是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文章最后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制度竞争的制度变革动力效应

制度需求和政府强力均不能为制度变迁提供充足的制度变革动力,制度竞争成为中国现实条件下推进制度变革的最终手段。制度竞争可以彰显制度优势,提升制度层次,优化制度结构。制度竞争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性规定,对于中国的制度建构具有战略性意义。     

浅谈制度的作用——以明清晋商为例

一个国家是否有生机，一个单位是否有活力，有无完善的制度至关重要。一项好的或完善的制度至少应具有激励、评价和凝聚功能。而一项制度能否发挥有效作用，不仅要与所处的制度环境相适应，还要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被人们认可，保证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