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了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采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业融合有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技术溢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创新,产业融合可以加强这三种渠道的机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应不显著,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与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效应更强。企业创新要重视产业融合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制造业基本盘的压舱石作用。     

政府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政府数字化转型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数字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先导性工程。如何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研究运用2009—2019年23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务云计算中心试点启用为政策干预构造准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问题。实证研究发现：(1)作为政府创新示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区域创新绩效；(2)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本区域创新绩效，而且对于经济和技术水平接近的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政府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政府内部管理的创新活动，其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一种可能机制是通过权威主体的创新示范，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规范型助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当前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最新发展趋势.在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sys-GMM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企业创新绩效正向相关,设置了数字资源信息共享平台的企业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三个行业存在门限突变效应,传播与文化业存在门限收敛效应,其他行业并未表现出门限效应.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最优门限值,创新绩效的提升和企业其他治理特征和规划紧密相关,只有两者同时改进才能最终提升创新绩效.因此,我国企业应构建数字化和其他企业资源与管理战略的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深化数字化转型.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碳关税的本质、影响与应对策略：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视角

作为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的实施将给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带来全新挑战。文章深度剖析碳关税的起源与本质，揭示碳关税本质是欧美发达国家试图维持产业国际竞争力，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争夺国际贸易霸权，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挤压的重要战略武器；碳关税是欧美发达国家“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重要伎俩；碳关税是欧美国家制衡中国，削弱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贸易政策工具。碳关税将增加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出口成本，恶化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贸易条件，并严重挤压中国中小型制造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为了有效应对碳关税的挑战，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必须拓宽出口市场广度，走出口市场多样化贸易路线；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势，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碳效率提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

以数字化转型强化内外监督,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夯实社会发展“绿色基石”的新方向。借助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关注度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低的企业、非高耗能行业领域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区域中,上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政府与企业应协同发力,强化企业内部治理能力与外部监督力量,提升企业碳管理水平,推进数字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     

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也对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2009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结果在经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主要通过发挥平均工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对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分配效应具有启示意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化发展韧性、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外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且对国有企业以及具备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下游供应链分散化来提升企业平稳发展的组织能力以及面临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进而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内由于冲击事件复杂多样且相互叠加，其影响并不显著。     

绿色信贷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绿色信贷作为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金融政策工具，对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以2007年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结合地方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绿色信贷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主要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途径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绿色信贷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企业、行业和地区间存有差异，对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归属于资本密集中间型行业、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绿色信贷助力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政策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绿色金融政策是具有市场型环境规制特征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十分重要。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施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ESG绩效,且在商业信用高、行业竞争程度低、非国有、金融市场发达的地区和东部省份的污染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倒逼企业提高社会声誉来促进污染企业提升ESG绩效。（3）绿色金融政策带来的ESG绩效提升对污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和经营风险降低均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引导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且为政府在“双碳”目标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相应参考。     

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随着数字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湖北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基础，通过数字化政策保障、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等策略，推进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目前，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仍存在诸多问题，应当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因地制宜出台措施；培养数字化转型理念，综合提升主体思维认知；拓展资金来源，实现精准成本投入；加强数字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提供创新内生动力。     

中国产业数字化对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意义重大。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DID的稳健估计方法,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供应链结构多元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竞争性行业、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供应链结构多元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代理成本来重塑主体企业供应链结构。研究不仅揭示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结构演进趋势的直接影响,也为提高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及打造现代化供应链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     

智能服务、生产要素替代机制与绿色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智能服务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智能服务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成功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生驱动力。从路径机制来看,智能服务能通过技术要素和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有效替代,从源头上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受数据要素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影响,新基建对智能服务绿色转型效应发挥具有重要作用。以上结论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政策重点是,围绕发展智能服务,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配套机制,通过新基建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外溢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