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杠杆操纵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账面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提供了现实指导和政策启示。     

国有机构投资者对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及机制

利用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降低了被持股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方式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外部融资成本更高、内部代理问题更加严重的企业中更能够发挥抑制税收规避的作用。拓展性分析发现,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抑制税收规避的程度越高;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相比国有股权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持股更能够发挥抑制税收规避的作用。     

大股东股权质押、外部审计监督与真实盈余管理

在股权质押爆仓事件频频出现的背景下，以2014—2019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质押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揭示了外部审计监督对该影响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且质押比例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外部审计监督可以明显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企业通过销售操纵、生产操纵和费用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外部审计监督主要通过抑制生产操纵行为和费用操纵行为来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结果在真实盈余管理滞后一期、增加控制变量以及替换外部审计监督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未来管理中应在股权质押融资前严格审核，融资后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投资行为；警惕高比例股权质押企业；进一步加强外部审计监督的力度，提高审计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更好地识别并抑制企业通过销售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一路径，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论我国融资租赁的税收政策及其完善

税收是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为发挥税收政策对我国融资租赁发展的支柱作用,需要完善融资租赁营改增政策,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完善租赁物的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制度,使它们惠及融资租赁业;明确承租人享受进口关税减免优惠和减免税设备售后回租的法律依据;修订《印花税暂行条例》,明确融资租赁为印花税税目,并规定融资租赁交易按一个环节课税。     

加速折旧政策能改变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吗？——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自然实验

以中国A股2010—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依托“准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来检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准检验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影响了企业的投资结构,有效地引导企业偏向固定资产投资,而减少权益资产投资的比重。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政策效应更多发生在国有性质、大规模、未亏损以及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现金流在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中扮演着中介效应的作用。     

企业如何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实现内源融资

企业理财首先必须研究融资途径 ,以解决资金短缺的瓶颈。内源融资包括留成收益、折旧基金和内部集资等方式。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了科学合理的折旧政策 ,探讨其内源融资的潜力与方法特点 ,以提高资金效率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税收优惠因具有良好的杠杆传导作用,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用政策工具,其对创新的激励效果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2012—2017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围绕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相对于创新效果而言,对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3)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在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或法制环境更完善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调整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构,提高政策的导向性、协同性、精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税收选择性激励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分析 ——基于政企策略性反应视角

[提要]目前我国支持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以选择性支持为主,这种支持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为例,将企业创新分为研发阶段、创新成果产出（转化）阶段和产业化阶段,通过引入PVAR模型就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长期动态效应进行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确实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产出和产业化,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只有短期效应。然后,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基于政企策略性反应的视角对政策效果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会使地方政府产生放松监管的策略性反应,使企业产生策略性政策迎合行为,这两种行为抑制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西部大开发吸引民间投资的财税政策选择

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现期投入资本的预期边际收益和投资所形成的资产的预期使用成本,企业决策的标准是使两者相等。而影响这两个因素的主要变量是折旧和利息等。政府通过运用财税政策左右这些变量,便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因此在实行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时,为吸引民间资本投向西部,政府只要运用适当的优惠财税政策,以牺牲少量的税收收入为代价,便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些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加速折旧政策和投资税收抵免政策等。     

税收优惠:国内外中小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为持续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作者在分类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德、法、日四国税收优惠范围广、针对性强、形式多样等特点,立足本国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与不足,指出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调整和完善企业流转税、所得税等征收政策,并积极运用R&D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盈亏相抵等方法,对企业科研开发与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给予特殊优惠,从而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超额劳动雇佣能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吗? ——基于我国税制变更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逐利本性使得企业有动机利用政府的就业激励政策增加税收优惠,减少税收负担.文章以2006—2015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超额劳动雇佣与其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劳动雇佣与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显著负相关;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超额劳动雇佣与税收负担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更低,但在地方控股公司和中央控股公司间并没有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后,企业利用劳动雇佣获得税收优惠的空间减少,企业超额劳动雇佣与实际税率的负相关关系降低.文章研究厘清了公司超额劳动雇佣与实际税收负担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验证了税制变更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差异对劳动雇佣与税收负担间关系的影响,说明政府目标和制度变更会影响公司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公司的税收负担.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与企业盈余管理

以国家2018年实施的“财税[2018]70号”文件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分析、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和更换被解释变量等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动机和压缩管理层的盈余操纵空间发挥作用。拓展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在民营资本控股、高科技行业和税收征管强度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结论从理论上拓展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范畴,从实践上提供政府持续推进增值税留抵改革的建议。     

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基本思路

国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税收政策有:免征关税与增值税,减免企业(公司)所得税,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提取科研开发准备金并鼓励科技成果的转让,重视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等。比较而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存在许多不足,笔者认为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支持的基本思路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系统规划设计税收优惠政策;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逐步实现税收优惠以直接为主向间接为主转变;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促进力度;税收优惠环节由结果环节向中间环节侧重;实现税收优惠的"受益人"向具体的科研项目、具体的开发环节转变;实现税收优惠从以地域优惠为主向以产业优惠为主转变;税收优惠应进一步加大对"人"的优惠;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建立"税式支出"制度,提高税收政策实际效率等。     

数字金融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双重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策略、改变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高、外部监督弱、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经营不确定性高的企业更明显,验证了数字金融降低代理摩擦和增进管理者学习的作用。渠道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改善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股东—经理人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数字金融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有显著抑制作用,对融资约束低的企业更显著地抑制过度投资,对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显著地降低投资不足。     

产权性质、产业政策与企业杠杆风险

为分析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问题的制度原因,将企业负债率分解为债务负担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进而利用矩阵分析法从这两个维度对企业杠杆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以五年规划为切入点,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杠杆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债务负担更重,经营效率更低,从而杠杆风险也相对更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主要是产业政策导致企业过度负债进而引致过度投资,加剧了企业杠杆风险。进一步,产业政策对杠杆风险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国有企业杠杆居高不下、债务风险日渐凸显,而去杠杆政策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杠杆风险有所降低。     

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问题的探讨

本文主要阐述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意义 ,并通过分析加速折旧法的特点和实例 ,充分验证了企业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税收因素的制约。政府税收的高低影响企业的投资报酬、投资能力与投资风险的大小。税收折旧政策等，既能抑制投资，也能刺激投资，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作用。     

新会计准则下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税务筹划

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较旧准则有较大的变化,客观上影响了企业会计政策的具体选择.因此,遵循新会计准则的基本规定,从税收视角探讨企业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政策空间科学降低自身的税收负担.文章主要探讨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等会计政策选择的税务筹划.     

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河南省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河南省有关企业的调查数据,就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行政策具有一定的激励效应,但其显著性程度随行业不同而有差异;不同政策的激励效应也不同;税额和税基式激励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开始显现;＂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限制条件较多＂及＂对中小企业税收激励不足＂已成为影响激励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国现行的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等政策需要调整,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增值税超税负退税等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的税前支持等政策应进一步完善,对中小型企业以及科技人员的税收激励等政策应予以重新审视和设计。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