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加拿大传教士与安阳

1888－1947年的60年间，加拿大长老会先后向安阳等地派出156名传教士，建立了豫北传教区，发展信徒万余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传教活动时涨时落；教会的传教手段主要有三种：借医传教、开办学校以及参与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一些加拿大传教士为安阳社会的近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

18 40年鸦片战争后 ,西方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内地 ,传播“上帝的福音”。奉行中立政策的瑞典虽未参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但瑞典教会却利用了由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的条约开拓的这条道路 ,也派遣了他们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与整个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背景有其共同的一面。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始于 1 9世纪中叶 ,80年代后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派遣传教士来华的高潮。喀什噶尔传教团是瑞典教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这些传教士在喀什、莎车、疏附、疏勒和英吉沙等地建立了教堂 ,本文根据有关档案资…     

中国教育会与清末官话罗马字改革

清末时期,与罗马字在沿海方言地区福音传教所取得的进展相比,官话区则是相形见绌,以中国教育会为代表,传教士进行了一场以"官话罗马字拼音系统"统一中国文字的尝试,但其局限于教会内部,民众对这种外来文字的不认同,以及本土文字改革事业的兴起,使得传教士的罗马字改革,在中国犹如昙花一现,成了匆匆过客.     

近代瑞典传教团喀什噶尔传教之旅——《中亚的传教与变革》评述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是瑞典行道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从1892年抵达喀什噶尔传教到1938年被盛世才驱逐,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进行传教和社会慈善活动近半个世纪.《中亚的传教与变革》是这一历史的缩影,反映了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历史和传教士视角中的近代喀什噶尔社会.这些史料和数据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40年喀什噶尔社会状况提供了许多素材.     

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

《教务杂志》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其刊载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和看法.新教传教士主要把中国小说当作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样本,并籍此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对中国小说的态度带有很实际的传教的意义,他们比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小说的这种态度正体现了他们为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     

柏格理及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公益事业论述

为了在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传教工作,基督教传教士经过长期的摸索认定,必须在各地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因此,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从晚清以来,柏格理及其所属的循道会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因而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包括昭通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外国教会事业进行抵制。不过从事后的成果来看,由于战乱频仍,这些政府事业的有效性并不太高,其最初的目的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现。     

中国古代的赈济标准与民食安全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灾荒频仍的国家,中国人民在抗灾救荒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抗灾减灾经验.灾后的赈济是抗灾减灾的重要措施之一,赈济的标准直接决定灾民的食品安全状况.通过对中国古代赈济标准的评估,本文发现中国古代赈济标准的制定极具科学性,保障了不同状态下灾民的食品安全.     

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藉医传教是传教士间接传教的重要方面 ,来华传教士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努力 ,结果 ,西医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中国民众所接受 ,科学的观念也渐入人心 ,而传教方面并未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本文通过对《中美望厦条约》谈判重要细节、林则徐请伯驾治病、李鸿章资助教会医院、谭继洵妾为传教士立碑等事件的分析 ,说明西医何以具有巨大的文化穿透力 ,进而阐释异质文化交流中的共通性问题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两晋时期民间应对灾害策略

两晋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广大民众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实践中,种植抗灾性能强的作物、改良种植技术以防灾备荒。灾害发生后,宗族救荒、邻里互助、抗灾自救起了相当作用。     

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明蒙关系

在明朝与蒙古封建主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北方地区的风雪、冰雹、干旱、虫蝗等自然灾害对双方都有重大影响。草原地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它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必然要依赖内地经济的援助。蒙古封建主迫于生计，或南下掠夺，或主动要求与明互市，使明与蒙古的关系时而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时而又出现缓和的重大转机。对明朝而言，自然灾害既是明边防御中的不利因素，又是羁縻蒙古的有利因素。     

灾荒与饥馑：中华民族记忆深处的隐痛——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灾害书写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现代文学对此作了大量形象生动的书写,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饥饿的感觉成为中华民族记忆深处的隐痛,一直贯穿于百年中国文学记忆之中。现代文学把人性置于灾荒之下来拷问,表现了人们的觉醒与反抗。自然灾害密切了现代文学与乡土的联系,有些作品趋于简单直白的暴露与控诉,缺少含蓄与优美的意蕴。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自然灾害不断,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防灾救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尽可能减少灾害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在灾情高发期保持社会稳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而严峻的问题。     

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救灾活动

古人对灾异 ,总是充满惊惧之情。各种救灾巫仪最大的功效 ,即在于安抚人心 ,裨益于众人走出疑惧的阴影。中国古代的巫术 ,便有此功效。水灾 (包括江河之水与雨水 )、旱灾及蝗灾 ,为自然界、自然力量所造成的灾祸 ,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武力冲突 ,即为人所招来的灾祸。古人的观念中 ,此种自然灾祸与人造灾祸 ,却与人事、鬼神有不可分的关系 ,古代社会常将防止或禳除此种灾祸的事 ,交付于巫者。此一职事 ,大致可分为“祈雨”、“止风雨”、“战事”、“蝗灾”等四种。     

略论宋代的弭灾与“因灾罢相”

宋代继承了自古以来"灾害天谴说"指导下的弭灾活动。弭灾对于破除灾害没有任何作用,但它已不仅仅是一种不科学的减灾形式,而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尤其是"因灾罢相"成为政治倾轧和统治者任人理政的一个契机。     

云南省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及防治对策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云南成为我国受地质灾害危害较重的省份之一.地质灾害的频发,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制约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高防治效果,不仅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云南"的重要举措.文章在对我省地质灾害发育的特征、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的对策建议.     

近代山东移民与本省的社会赈灾活动述论

近代以来，随着旅外人数的增加、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现代信息媒介的普及等，山东移民也频频参与本省的赈济行动之中，其参与途径包括帮助逃荒同乡、争取国家救济资源、捐助或募集善款等；这既减轻了山东的赈灾压力，保住了更多灾民的生命，也增强了与家乡的互动和联系。     

洋务期间的灾荒与社会法律因素

洋务运动时期是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端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灾荒最为频繁严重的阶段之一。通过对这个阶段的灾荒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天灾人祸时常互为因果，而且这种天灾人祸同清朝社会法律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