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写人格

对人格的揭示,是《史记》创作的重要目标。司马迁认为君子人格有五个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史记》对孔子、秦始皇、刘邦、项羽、伯夷、李广、韩信、陈胜、李陵诸多人物的人格描绘和评价,探索司马迁《史记》的人格观。     

司马迁与黄老思想

本文认为黄老思想对司马迁及《史记》有重要的影响,文章从黄老思想的核心是刑德思想,刑德思想贯穿于《史记》之中,司马迁黄老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黄老思想与《史记》文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或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或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由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所以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太史公曰”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而对“太史公曰”却缺乏应有的注意。即使有些史家涉猎了“太史公曰”,也都是在篇章结构或表现手法上下功夫,并不理解“太史公曰”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不能认识“太史公曰”的价值,甚至还发出种种的不满和斥责。至今,在《史记》的研究中,对“太史公曰”也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太史公曰”做一番考察。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冉有》评补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冉有》有冉有的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有孔子对冉有的认识和评价等,但过于简略。《论语》等典籍中有许多冉有的相关材料,可以对照、补充《仲尼弟子列传.冉有》,以丰富我们对孔子著名弟子冉有的了解。     

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推崇孔子，并把自己写作《史记》比作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及其《春秋》之言语，甚至以孔子语代言．《史记》的撰著，深受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寓论于史的修史方法的影响．     

論司馬迁的史笔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外古今许多学者推崇和学习,是与其优良的史笔有密切的关系的。 (一) 史笔的优劣高低,首先是能否写历史真实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素有“实录”之称。《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马迁讲这些     

《史记·本纪》述《左传》辨疑

清季以来，论者对《史记》征述《左传》的情况多有怀疑，特别是对《史记》本纪部分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诸篇尤多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对《史记》、《左传》及二者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五帝本纪》叙说举十六族、去四凶事乃径袭《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崔适则谓此节非司马迁所述，而乃后人窜入，并举“乖异者”五条以证其说。言似有据，而实诬谬。此节与司马迁属意之五帝序列相抵牾。《夏本纪》叙说刘累豢龙事本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载事多参稽《左传》。《秦本纪》记穆公事多本于《国语》，而《左传》载秦穆公事迹亦详，故司马迁颇参用之。     

钱锺书关于史传文学理论问题的若干阐释

《左传》记言有诗心 ,文心之证即史蕴诗心 ,与后世小说家言虽不同而可相通 ;至《史记》 ,司马迁载笔取材 ,汰虚课实 ,并将人的本性与历史发展相结合 ,突破《左传》劝善惩恶的道德层面 ,把史书提高到历史现象规律性认识即历史哲学层面 ,因而中国史学实肇端于司马迁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其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一切能力,都要为人民执政。归根到底,党的执政能力要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中来,要在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实践中历练,要在严酷的反腐败斗争中提升,最终还要由人民群众来断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过程艰苦。     

新唯物主义起点--感性世界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对旧哲学思辨传统的超越.感性世界理论的明确阐释,构成了新唯物主义得以生成的理论机制.通过感性世界的中介,哲学回归了生活世界,从而为新唯物主义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感性世界的理论分析,可以透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机制和基本理路.在理论范域的确认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理论视角的根本转移;在关于感性世界的理论界定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感性世界的属人性质;在感性世界的构成机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强调了"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对感性世界的理论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人的理论中心地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历史初析

法治国家思想早在 1 8世纪的俄罗斯就萌生了 ,并在 1 9世纪 60年代以后得到迅猛发展 ,到十月革命前后基本成型。俄罗斯所形成的法治国家思想与西方法治思想相比有独特之处。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在形成的时间和实践的发展上与西欧法治相比也有相当差距 ,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及工商社会发展滞后。今天俄罗斯法治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已有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的再现。     

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

唐传奇《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 ,它所讲述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始乱终弃” ,实际上是女性“自献”的悲剧 ,其根源则是传统两性文化中以“男主女从”为要义的男权意识。     

试析《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象征艺术

托马斯·哈代娴熟地运用象征艺术手法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对于成功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 ,深刻展示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以及拓展和延伸批判性主题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视野中的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人们在普遍主义的信任基础上借助专家系统扩展自己能力、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专家系统也存在和制造了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通过体制内的改良和体制外的造反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需要涵盖这两者的更大的社会制度容器——社会的反思监控系统。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向度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建设中绝不能忽视的维度与主题。追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向度,有助于深刻展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及内涵的主体向度必然是从单级走向多级,呈现主体—客体、主体—主体的双重关系。     

注意义务阻却事由之探究

信赖原则与允许危险原则在德国经由判例逐步占据稳固地位,后又传入日本,在西方被广泛适用。信赖原则强调在适当的场合,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相互存在着可以寄托于对方对于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的信赖,过失责任在于未履行信赖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一方;允许危险原则注重在适当的场合,允许行为人实施一定限度以内的危险行为,对此行为人无过失责任。与注意义务的赋予不同,信赖原则与允许危险原则通过对于行为人注意义务的否定,进而否定(阻却)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在我国科技发展的今天,理论上系统地构建信赖原则、允许危险原则的基本观念,实践中有意识地注重信赖原则、允许危险原则的具体运用,符合刑法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