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信息沟通对转基因食品公众态度的影响研究

根据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信息学习法,对信息性质(单面信息或双面信息)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性质对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显著,但不同信息性质的影响不同;肯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积极,否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消极;否定信息对公众态度影响效果比肯定信息更加显著,双面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于消极。基于此,提出构建转基因生物风险信息沟通平台时,应充分发挥专家、政府和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传播渠道,科学选择传播信息,以助于公众形成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态度。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期望的实证分析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是规范和管理转基因食品的重要手段,对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北京、上海、苏州、武汉、重庆、深圳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建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态度和管理期望的理论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对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体特征、风险感知、信息可信度以及消费偏好等因素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态度和管理期望。由此,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的建议：坚持实施强制性标识制度;适时调整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理论与量表设计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政府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和转基因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为考察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度的形成,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机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演变与核心内容,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消费者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知觉利益、知觉风险所决定;而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市场疏离和食品恐新等一般态度、知觉知识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在借鉴国外学者提示的量表基础上,经过对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计了一个用以验证理论模型的量表。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技术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农业史上运用和发展最迅速的科技,但是这项新兴科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消费者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成为此项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重庆、苏州、武汉6大城市开展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情况的调查与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网络获取信息,科普活动参与度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偏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显著影响消费者认知水平;虽然信息传播、科普活动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程度,但不是提高认知水平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认知,需要科学家、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合力。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对昆明市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

转基因食品问世已近13年,但消费者对其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接受程度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据,对我国今后如何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和宣传提出建议.     

网络传播的受众认知与编辑职能建构

网络传播由于交互性、广容性、实时性、全球化、易检性、多信道性等特性,及其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的广泛覆盖和传播形式的丰富,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受众对媒体的心理期许,使受众认知结构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为达到与受众认知结构的同构,满足受众在网络传播背景下更为丰富、更具挑战性的心理期许,网络传播的编辑人员必须着手3方面工作,即盘活网络资源、畅通信息供求渠道;构筑虚拟社区、形成受众情感依赖;提升传播质量、巩固受众信息依赖。上述各点是网络传播为保证受众接受的稳定心理倾向的必然选择。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辟谣力度的概念、维度及其对辟谣效果的影响

辟谣语气的强硬程度、对谣言的否定程度、发言人的职位级别、媒体的权威性和覆盖广度等在辟谣实践中存在很大差异。提炼能够概括这些差异的辟谣力度概念,阐述辟谣力度对辟谣效果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文献分析,界定辟谣力度的概念及维度,阐述辟谣力度在辟谣过程中受众对辟谣动机的理解、辟谣者情感态度、辟谣信息可信度感知等变量,以及受众的谣言态度及传播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识别辟谣者可信度、受众相关度、认同度、知识经验等调节辟谣力度影响辟谣效果的情境变量。     

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转基因食品的各种争论和分歧,归根结底是社会评价问题.公众作为社会评价的重要主体,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存在以下问题：社会评价主体在观念上认识不足,社会评价机制不合理,公众参与面临语境困境,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明显不足等.为了解决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不足,必须提高评价主体的观念认识,完善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机制,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完善对话的语境,拓展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渠道,促进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大多时候,我们的恐惧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不知情"。对于转基因食品这种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其引发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标识不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机会少,也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的原因。我们应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相关经验,健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加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强化政府信息披露力度和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知情权。     

论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转基因食品消费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消费者的普遍关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助于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消费和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借鉴美国和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制度,从标识制度、安全评价和检测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体系。     

网络传播的受众认知与编辑职能建构

网络传播由于交互性、广容性、实时性、全球化、易检性、多信道性等特性，及其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的广泛覆盖和传播形式的丰富，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受众对媒体的心理期许，使受众认知结构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为达到与受众认知结构的同构，满足受众在网络传播背景下更为丰富、更具挑战性的心理期许，网络传播的编辑人员必须着手3方面工作，即盘活网络资源、畅通信息供求渠道；构筑虚拟社区、形成受众情感依赖；提升传播质量、巩固受众信息依赖。上述各点是网络传播为保证受众接受的稳定心理倾向的必然选择。     

国内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研究综述:元分析

对按筛选标准入选的11篇文献70个观察进行元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1）消费者样本特征、（2）调查方法特征和（3）所研究的食品特征后,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解释转基因食品购买倾向估计方差的71%;结果还发现,由城市消费者构成的样本购买意愿显著高于非城市消费者;以面访方式调查、以及在调查时向消费者提供转基因食品的正面信息,被调查者倾向于增加购买GM食品的意愿;被评价食品特征（是否向消费者提供直接利益）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亦有显著影响。     

对中国消费者非转基因菜油支付意愿的研究

有关中国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接受度的资料非常有限.本文则首次尝试对中国消费者关于非转基因(non-GM)食用油的支付意愿(WTP)问题进行评估.通过对北京的671个消费者进行调查采访,运用假设评价方法(contingent valuation),可推导出消费者对非转基因菜油的支付意愿.为避免调查者无响应引起的偏差,运用了双变量概率选择模式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非转基因菜油的支付意愿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价格、风险意识、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等等.计算所得的WTP显示,平均而言,被调查者愿意支付33%的额外费用来消费非转基因菜油.这一结果表明,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油持有相当怀疑的态度.     

高知群体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与态度——基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中国访问学者的调查

采用焦点小组讨论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与态度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高知群体没有主动了解有关转基因信息的行为与习惯,虽然他们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不高,但对转基因技术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普遍较高,同时,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安全性也表现出担忧。对于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态度,受访高知群体总体趋于负面,支持国家发展和推广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人不多。     

消费者网络信息可信度感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为了了解消费者对网上商品信息的可信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采用了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分析方法对通过调查表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网上信息的可信度评价影响着消费者对网络信息的使用:消费者最信任的网络信息来源是网上中性信息,即来自综合或专业网站上的相关产品新闻报道、行业调查报告等信息,最不信任的是来自网络广告的信息:消费者对网上信息信任度与网络使用、网络知觉有用性、网络知觉易用性以及信任倾向正相关,与消费者的网络依赖程度无关。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相关性研究

借助于“媒介可信度理论”与“媒介系统依赖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我们探讨了网民对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评价,及网民对于网络的使用行为与其对网络的心理依赖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网民的网络使用和网络依赖显著相关;网民的网络使用时间、网络使用经验、网络依赖及其人口变量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皆显著相关;网民在网络上不同类型的信息之间,其可信度评价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