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类书编纂与章回小说的标目

对于章回小说标目体式的成因,本文在肯定传统成说的基础上认为,章回小说双句对偶的标目形式汲取了传统类书编纂体例的营养。首先是类书与章回小说的标目形式都经历了相似的衍变过程,而且类书标目形式成熟在前,章回小说标目体式定型于后;其次,明代的小说作者或书坊主往往既编写小说又编纂类书,他们于两类书籍之间相互借用体例的做法并不少见。     

汉宋越窑持续兴旺的管理学探因

汉宋越窑持续兴旺原因探究历来受学者关注,但从管理角度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基于管理视角,探究了汉宋越窑持续兴旺的原因,认为汉宋灵活的商业政策促进了越窑的持续发展,技术是越窑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协调给越窑兴盛带来了勃勃生机,有序的生产竞争确保了越窑的良性发展.当前金融危机来袭,集群内的中小企业纷纷抱团合作,政府、行业协会、集群企业自身该如何做促使集群的良性运行,从而帮助绍兴的产业集群平稳的渡过危机.我们可以借鉴汉宋越窑持续兴旺的历史经验.     

论赋体类书及类事赋

赋体类书及类事赋,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科举用书,最早的用途是举子对付"帖经"考试.现存赋体类书和类事赋都是宋人作品,数量虽不多,然而它代表了一个图书"族类".赋体类书、类事赋的功能虽是类事,但要写得像"赋",又必须具备赋体的基本特征,因此部分文采斐然的类事作品,不妨让它在类书、文学之间游移而"两栖".     

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

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工具书。它起源于魏文帝曹丕诏修的《皇览》,其后在南北朝得到重要发展,至隋唐五代达到高度繁荣。与前代相比,隋唐五代类书不但数量繁多,而且体例严密,品类丰富,选辑精当.而这些众多的高质量的类书,其主要编纂目的和实际作用,都是供撰写诗文时检索典故事类,采撷美词秀句,构造对偶意象。因此,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发展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闻一多在《类书与诗》一文中作了开拓性的探讨,其后研究者时有涉及,特别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中有较多论述。然闻作仅限于唐初,且与方著一样,对类书的作用采取一味贬斥的态度,似较片面。本文则试图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

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古类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功用.它起源于曹魏时期,入唐以后,类书编修逐渐增多,至宋代遂大盛,甚至明清两代也难望其项背.宋代类书所以很多,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宋代帝王重视文治,个人也比较好学,所以大力鼓励类书的编修;二是科举制度到宋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应试人数大大增多,考试内容发生变化,对类书的需要量随之增大;三是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完善,装订形式也有进步,为类书的刊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资料

《我国古籍之最》(类书·政书·丛书)1.《皇览》:三国时魏朝刘劭等编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类书.2.《北堂书钞》:隋唐间虞世南编纂,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3.《韵海镜源》:唐代颜真卿编撰,我国最早的一部按韵编排的类书.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典籍体式 ,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对这种联系学界缺乏研究 ,本文通过对历史地梳理 ,揭示了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轨迹     

当代我国人民幸福观的嬗变特点

改革开放前后当代中国人幸福观出现破与立、消解与生成的复杂矛盾运动,呈现出单一到多元、稳定到冲突的嬗变特点.探究改革开放前后幸福观特点,归结出嬗变规律,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人民幸福观要在传统、本土和现代之间合理整合,在嬗变中发展适合时代特点的科学幸福观.     

走向与超越：《世说新语》“类书性”新说

《世说新语》产生于类书尚未真正兴起的时代,与类书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至于齐梁类书勃兴,而类书两大显著的特征,又恰与该书“纂辑旧文”“分门隶事”的撰述方式暗相契合。宋人误将其视为类书或类书之滥觞,应即着眼于此。然而《世说新语》在类目划分上以精神为旨归,而类书则泥于外在物象;在纂辑旧文时既述且作,与类书述而不作的纂述方式也迥异其趣。一度走向类书,又驾类书而上之,《世说新语》纂述方式的成功,正是通过对类书性的超越而实现的。     

二十卷本《搜神记》的构成及整理

今本《搜神记》二十卷辑录自唐宋时期各类书 ,辑录手段高超 ,语料构成复杂 ,真伪参半 ,不便于使用。从语料学与古籍整理的角度比较各种类书引用材料之间的异同 ,《搜神记》存在着辑录上的诸多问题 ,大有重新辑录之必要     

论类书的流弊及其学术价值

类书是古人读书治学的万宝全书, 但类书与文学、科举结合一旦太过, 或者是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而滥用类书, 类书必然走向僵化, 成为“獭祭”、“饾饤”、“剽窃”、“腐烂”之书而被有识之士口诛笔伐;读书人的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使类书流弊日甚, 但类书的生命力却是顽强的, 存在的重要性也是无可替代的, 这就是千百年来类书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     

古代类书的编纂历程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工具书。类书作为典籍之荟萃、知识之精华 ,创体两千年来对于文献保存、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作用。《尔雅》可视为类书的萌芽。编纂类书起始于三国曹魏 ,最早见于著录的第一部类书是三国黄初元年 (2 2 0 )的《皇览》。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型的官修类书。宋元类书种类繁多 ,北宋初年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类书”。明清时期类书走向兴盛和衰亡。清代的类书编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类书的体例益精、种类、数量益巨、检索愈方便 ,是对历代类书编纂成就的总结 ,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清代中叶以后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自然科学的兴起 ,有些事物已难以用简单的事类来概括 ,类书的编修由盛转衰 ,逐渐销声匿迹 ,其间达百余年之久。     

传统类书研究与现代类书研究的表现形态

本文将类书研究分作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描述类书研究表现形态的大致变化。我们认为在目录、辑佚、校勘诸 学中体现出来的类书研究是传统类书研究最典型的表现形态,而现代类书研究则在研究范围的拓宽、研究范式的转 换、和研究视野的更新这几方面表现出与传统类书研究不同的风貌。     

"学奸"与"经师"的扦格——试析章太炎、刘师培对汉宋兼采思想的评论

汉宋兼采思想勃兴于清嘉道年间,以陈澧等人为代表,戊戌变法后转入伏流。自其学说之始,学界对其评价便是褒贬不一……,显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批评尤烈。章氏认为陈澧属"三奸"之列,刘师培则认为陈澧兼采之学"曲相附和"、"近名"。而肯定者则有钱穆给予的"经师"之美誉。然而"学奸"与"经师"之间的"扞格"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学术发展至今日,已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解读,或许抛却立场,以客观眼光观之,汉宋兼采思想家亦有可取之处。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