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义利观

论孔子的义利观曾广开《论语·子罕篇》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两千年来，尽管人们对此章有不同的诠释，①但大都相信《论语》所述孔子“罕言利”的说法，今人则进一步简单地把孔子的义利观概括为“重义轻利”。我们认为：孔子的义利观十发复杂，《论语》中涉及义利之...     

论孔子的仁与礼学

一、论孔子的仁与为“仁之方”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仁相为表里的是礼。从《论语》中所显示的孔子思想,仁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大戴记·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从孔子全部思想来看,“爱人”,确是仁的最根本的意义。 孔子在答子贡和仲弓的问仁时,曾说到仁以及达到仁的“仁之方”,《论语·雍也》篇:     

义利、群己、远近之辨与长治久安

义利、群己、远近之辨,这三位一体的古老哲理课题是历代价值观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试加辨析,企图对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起到借鉴作用。一、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不要“一手硬一手软”义利之辨涉及精神性的政治道德原则与物质性的财货需求的关系。现阶段,义与利有其时代内涵,涉及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义与利本来应当是统一的,而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却从统一走向分裂以至对立。孔子虽然把义与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但总还是倾向把义与利在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教人“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在杨朱、墨翟等人伦理观念的冲击下,孟子开始把义与利推向对立。《孟子》首篇载孟子答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     

对关于《周易》的两个传统观点的质疑

一、孔子与《易》有关论质疑——向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献疑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孔子以前有没有《周易》?这是迄今为止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认为孔子研究过《周易》,孔子以前有《周易》的人,主要依据是: (1)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得,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3)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第(1)条材料,说明孔子学过《周易》,第(2)(3)两条材料,说明《论语》引用了《周易》的话,由此得出孔子与《易》有关,孔子以前有《周易》的结论。     

孔子文艺思想简论

“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想要懂得孔子的文艺思想,须先了解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用他所说的四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来概括。     

韩非义利观简论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先秦诸子的大辩论中,就包括了各种义利观的交锋。其中,韩非以其尖锐、深刻、透辟的见解独树一帜,值得研究。一在韩非之前,对义利关系发表过权威性见解的学派,当推儒、墨、法几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孔丘就主张:“见利思义”,“子罕言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轲也主张“何必曰利”,认为     

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

《论语》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开端。刘熙《释名·释典艺》中曰:“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已所欲说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由此可见,《论语》是一部重点记叙人物言语的书。“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因此,研讨《论语》的语言特色(特别是对话语言),是研究《论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辩无胜负”的哲理缘由——评介老庄的一种言语观

言语活动的重要性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的。孔子指出他的学生中“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诗经·大雅·板》里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的语录。孔门四科中的“言语”正是指出使于四方,为本国利益进行策辩的外交活动。     

“学而优则仕”辨

《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段语录,探其原意,实质是谈“学”与“仕”的关系。在“十年浩劫”中,把子夏这一言论指之为“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并上挂下联,口诛笔伐,“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假令孔子有幸健在,他是要求给予平反的。当然,作为孔子的文学高徒——子夏的言论,也可能师承了孔子的思想,因为《论语·先进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的“野人”是指在野的平民百姓,     

孔子的义利观

春秋时代是个新旧秩序转换剧烈的时代。贫富分化导致当时社会经济与意识（道德）关系的错位。生逢其时的孔子力图从人们的内心修养下功夫，推动社会由盲动走向理性，由无序走上有序的礼乐轨道。其义利观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辩证关系，剖析孔子义利观在处理社会贫富关系上所体现出的现实功用性，来揭示孔子的义利之辨是时代的特定产物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孔子的文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家学派文学思想的奠基者。孔子没有撰述过系统的文学论著,但在记录他言论的《论语》等书里,保存了许多精深的见解,涉及了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从中可以窥测孔子比较系统的文学思想。德言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在文学上,还处在群众性创作时代。由于孔子对大量诗歌、文章的写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于作者品德修养和作品的关系,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构成了孔子特有的德言说。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浅谈孔子的民本思想

孔子的民本思想虽然不及后来的孟子提的那么明确,那么激进,但它在孔子的思想里却也占着一席地位,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孔子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说:”吾少也贱(《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小时候家境贫苦,成人以后做官执政的时间不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不试”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为仁由己”的思想对大学生品德修养的启迪

“为仁由己”的思想最先由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提出,先秦儒家弟子予以发展。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作为当时社会的道德理想,而“为仁由己”则是指道德修养方法,一方面,“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朱熹注《论语》),强调了道德修养中内在方面的主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受教育主体在实现至德(即“仁”)过程中的实践性,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道德修养方面充分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大学生品德修养是大学生将社会所要求的政治立场、世界观、道     

为仁由己·民无信不立

为仁由己·民无信不立商聚德“为仁由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以下５；《论语；只注篇名。）有的论者把这句话作为孔子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据，这种评价恐怕未必恰当。“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是说，实行仁（或做到仁）主要在于自己，...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略谈孔子论“政”

孔子论“政”之辞,主要见于《论语》。关于《论语》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引汉人刘向的话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尽管历来治《论语》者对《论语》     

谈《侍坐》章的主题

《侍坐》章选自《论语·先进》篇。《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门生言行的书。据《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作为一种语录体的散文集,《论语》记叙了孔子对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文学等方面的见解,内容相当丰富。其表现形式也不拘一格,诸如独白式、对话式、座谈式等等。精彩生动,良多趣味。从文字上来看,大多篇幅很短,往往是三言两语式的抽象议论,便构成了富有哲理性的警句格言。